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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回了趟老家，看望父母。头发花白的妈妈最喜欢一边做家务，一边跟我唠家常。妈妈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是她前半辈子遭受的苦难和劳累。妈妈讲的这些，我已经听了好几遍，可还是用“后来呢”来调动妈妈对往事的回忆。适当地倒倒苦水，有利于老人减轻负面情绪的影响，增强心里的舒坦。那天，妈妈在厨房里烧火做饭，又向我絮叨起一个故事。1973年，闹饥荒的年份。眼看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爷爷奶奶向我的父母提出了分家。妈妈说，这是逼着他们发疯啊。当时父母有了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1岁，领了分来的一升麸子面，连个住处都没有。怎么办呢？父亲与爷爷商量在老屋暂住，再想章程盖房。第二天，父亲跑到镇上信用社，和信用社的主任商谈了半天，终于贷到一百块钱的款子。买砖头，制土坯，购木料，打篱笆，请工匠，三间房子竖起来，所花的费用全由这一百块钱里出，最后还余十几块钱。总算有房子住了，父母心里的高兴只过了几天，他们就有了新的心事，这笔债什么时候能还上啊？！妈妈说，那一百钱比现在的一万块钱都值钱呢。发愁不是个办法。妈妈安慰父亲说，我们下劲苦（挣钱），一定不能让人家信用社的主任作难。父亲点点头。打我出生记事起，我们一家老少冬天编笆子，夏天作蒲包，靠这种副业生产一点一滴地积攒着还贷的钱。由于三个孩子都在上学，每年还是入不敷出，寅吃卯粮。每年的大年三十，妈妈总要埋怨父亲几句，还债又得指望明年啦。明年复明年，这一晃，就是十五年。1988年，父亲揣着辛苦赚来的一百块钱，来到镇上信用社。说明来意后，接待他的一个女科长不由得张大了嘴。在她看来，文革时的一笔小额贷款，居然还有人想到偿还。她在十几个柜子里鼓捣了好一会儿，然后告诉父亲，单位名称换了，性质变了，凭证老了，算了吧。父亲呆了半晌，迟疑地说，这笔款子确实是我向国家贷的呀，是主任经手的呀。女科长不耐烦了，老主任开会去了，凭证也可能早毁了，你回吧，又不是什么大事。父亲固执地说，麻烦你再找找，确实是我欠国家的呀。女科长极不情愿地招呼了两个人到仓库里翻寻。过了很长时间，女科长乐滋滋地拿着一本泛黄的票据回来了。父亲也乐了。女科长麻利地算出连本带息共一百六十七元，父亲长舒一口气，终于了却了十多年的心愿。妈妈说，老主任开会回来听说这事，托人捎信要父亲去一趟。他见到父亲一把抓住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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