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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早期宗教、迷信的盛行，大量的志怪传说便应运而生。先秦著作中就充斥了大量的迷信故事，诸如庄子《逍遥游》等就出现了许多荒诞不经的动植物形象。志怪小说在战国时期萌芽，经过两汉之初步兴盛，到魏晋南北朝遂进入了繁盛时期。志怪传说数量增多，作者也较前期队伍庞大大量涌现，此中不乏知名之士。皇帝如魏文帝曹丕、梁元帝萧绎，郡王如宋临川王刘义庆、齐景陵王萧子良，文学家如张华、陶渊明、吴均、任昉、颜之推、科学家如祖冲之，大道徒如葛洪、王嘉、陶弘景，都是著名人物。
志怪传说繁荣兴盛，在各种文体中皆有体现，地志之志怪传说也自成一家，与其他文体中的志怪传说争奇斗艳。唐代杜佑《通典·州郡》卷一百七十一中就指出：“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纤介毕书，树石无漏，动盈百轴，岂所谓摄机要者乎！如诞而不经，偏记杂说，何暇编举？”又如李剑国先生在其著作《唐前志怪小说史》中说：“……特别是战国间，巫觋和方士之流利用地理博物知识自神其术和传播迷信，更促使了地理博物学的志怪化。
这种关于山川动植、远国异民的传说，同神话传说、宗教迷信故事一起被志怪小说所继承成为志怪小说的另一块发掘地”。地志中关于志怪传说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有的是神秘化了的真实事件，有的是凭空虚造的无稽之谈，有的是迷信话了的神话传说。就其内容性质而言，地记中的志怪传说大致可以分为如下若干类。鬼事不见于上古神话，鬼的概念出现较晚。《易·暌·上九》：“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这是关于鬼的较早的文献记载。《易经》中保存许多往古谣谚，可见鬼的观念及传说在周前早已出现。
汉时地志中的志怪传说中鬼事亦有出现，如《初学记》卷五引辛氏《三秦记》中即有记述：骊山始皇陵作地市，生死人交易，市平不得欺死人。云：秦五地市，有断马利。文中提及鬼的文字仅有十几个字而已，并且没有对鬼形象进行具体描述。可以说，早期地志志怪传说具有篇幅短小、记载抽象简单、语言质朴等特点。较之早期地志志怪传说有所不同，三国两晋南朝时期的记述逐渐呈现出篇幅增长、记载详细具体、语言繁复流丽等特点。如《太平御览》卷七五六引用《凉州异物志》：方外殊珍，车渠玛瑙，器无常形，为时之宝。视之目眩，稀世之巧。罗刹所作,非人所造。
同前《三秦记》一样写到了生死人之交易，但描写比《三秦记》详细得多。全篇都是对鬼与其所做器具的具体描写。在这里，用“器无常形”、“视之目眩，稀世之巧”等字眼对罗刹鬼用车渠玛瑙制造的无常形之器具进行了物态描摹，呈现出语言繁复流丽的特点。这种对于鬼形象的精于刻画、描写详细等特点随着时代之推移愈见明显。又如《太平御览》卷九四二引宋郑缉之《永嘉记》中对山鬼的描写：安国县有山鬼，形体如人，而一脚裁长一尺许。好啖盐。伐木人盐，辄偷将去，不甚畏人。人亦不敢伐木，犯之，即不利也。喜于山涧中取石蟹，伺伐木人眠息，便十十五五出，就火边跂石炙之。尝有伐木人，见其如此，未眠之前，痛燃石使燃，罗置火畔，便佯眠看之。须臾魑出，悉皆跂石，石热灼之，跳梁叫呼，骂詈而去。此伐木人家，后被烧委顿。
在这里，用了较长篇幅对山鬼进行了描写，较之从前篇幅又有增加趋势。鬼的形象更加与人接近、对鬼形体、行为之刻画描写也更加详细具体，“跳梁叫呼，骂詈而去”等动作性描写，又使文字具有真实生动的特点。而且又加入了叙事成分，情节生动有趣，完全是南朝志怪小说形态。对鬼形象之描写是更加人性化，充分说明了人们对鬼的认识是随着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的。《太平御览》卷六六引用宋孔灵符撰《会稽记》：（镜湖）创湖之始，多淹冢宅。有千余人怨诉于台。（马）臻遂被刑于市。及台中遣使按鞫，总不见人验籍，皆是先死亡人之名。
三国两晋南朝志怪小说大都采用非现实的故事题材，显示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宣传宗教神怪的地志传说和进步的民间传说故事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搜神记》和《列异传》都收录了“宋定伯捉鬼”，不仅宣传了鬼魅不可怕，而且还借捉鬼的有趣故事，反映出人民的机智。而地志中的鬼怪小说多大力渲染神鬼怪异之灵验，麻痹人们的思想，削弱人们的斗志，是消极的浪漫主义。与《搜神记》和《列异传》等进步民间传说故事中积极的浪漫主义很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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