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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6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流失文物多达164万件，被世界47家博物馆收藏。而大英博物馆是收藏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博物馆，目前收藏的中国文物多达2.3万件，长期陈列的约有2000件。其中最耀眼的就是中国的瓷器，上迄汉唐，下至明清，青花、钧瓷、唐三彩、景泰蓝按年代与产地排列，应有尽有，大概是除中国以外最大的中国陶瓷馆。展厅内有超过1700件陶瓷器物，美轮美奂，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审美价值。而这些瓷器几乎都来自一位被称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中国瓷器藏家”——大维德爵士。他收藏的中国瓷器是中国本土以外最好的收藏，在整个收藏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珀西瓦尔·大维德爵士
珀西瓦尔·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Victor David，1892年-1964年）一生酷爱中国瓷器，是全球知名的中国瓷器收藏家之一。他出生于印度孟买一个颇有名望的犹太裔家庭，后移居伦敦。他是萨森·大维德爵士(Sir Sassoon Jacob Hai David)和汉娜·萨森(Hannah Sassoon)夫妇的长子。萨森和大维德均是印度的犹太裔望族,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定居孟买。他们通过经营银行业、纺织业以及鸦片生意获取了巨额财富。
求学期间爱上中国文化
大维德爵士曾受业于孟买大学、剑桥大学。求学期间逐渐对中国感兴趣，学习了关于东方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甚至做到了二十世纪早期收藏家很少做到的事情：学习识读中文。这项苦功夫也促使他能够阅读中国历史文献，为他之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也是他眼光独到，收藏的中国瓷器件件都是佳品的重要原因。
四十余载收藏生涯
大维德爵士于1914年开始他的中国文物收藏生涯，在1926年继承其父的爵位和家族生意后，经常游历香港、上海及日本神户，并寻访藏品源地，这令他与其他中国陶瓷藏家有所不同。据香港知名古董商和收藏家张宗宪出版的新书中记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维德几乎每隔两三年都会前往上海进货，专挑精品官窑瓷器，出手阔绰，很有鉴赏眼光。”当然，他也从欧洲商人手中购买了少量藏品。
1927年，盐业银行准备出售溥仪1924年抵押在那里的清室珍宝。当时这批文物作为清王室在盐业银行的抵押物，已经期满无力赎取。而大维德看到这批清宫旧藏的文物精品后，决定不顾一切要来冒这个险。与盐业银行的谈判前后持续了一年多，通过几番周折，到第二年大维德才与盐业银行达成一致，购买了其中40多件清宫旧藏的精品。
龙泉青釉开光人物纹六棱尊 大维德基金会旧藏
龙泉青釉盘龙盖罐 大维德基金会旧藏
大清雍正年制款粉彩花鸟纹抱月瓶 大维德基金会旧藏
藏品从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到大英博物馆
大维德爵士在20世纪初开始收集中国艺术珍品，共收藏了1700多件中国瓷器，为此，他在伦敦成立了一家小型博物馆——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专门陈列自己的藏品，并对公众开放。后因故他收藏的所有中国陶瓷藏品被大英博物馆接管，永久陈列在大英博物馆95号展厅。
大英博物馆 95号展厅
大英博物馆95号展厅大名鼎鼎的汝窑展柜
比肩故宫的汝窑七件
藏瓷品类繁多，件件精美
大英博物馆新展出的大维德藏瓷，可以将其大致分为四类：不同时期铭款瓷、十到十二世纪宋代名窑瓷、十五世纪明代精品瓷和十八世纪清宫皇帝御用瓷。尽管他收集的元代瓷较少，但其先后收藏的一对用作寺庙供器的元至正十一年款景德镇窑青花云龙纹象耳大瓶却享誉海内外。这是迄今为止存世的年代最早且具明确纪年青花瓷，现已成为元代青花断代的标型器。
大维德青花瓷瓶
该对瓷瓶是大维德爵士最重要的收藏成就，是举世闻名的陶瓷杰作，一直被学者和鉴赏家们昵称为“大维德瓶”。这对瓶子具有非比寻常的重要性，原因是瓶颈的一面上写有一段帶明确纪年的祭祀铭文，是中国最早的青花瓷断代标准器。
在大维德爵士的藏品中，铭款瓷要比无铭款瓷多出百分之五十八，这也是他个人收藏的亮点。大维德爵士购买了1403至1911年间带有帝王年款瓷器的大部分品种，这是第一类藏品中数量最多的部分。它们为瓷器的断代提供了非常实用的瓷器生产年代序列，集中展示了明清两代制瓷水平和帝王审美情趣。
元 景德鎮窑蓝釉白龙戏珠纹盘
明官钧窑丁香紫釉菱口花盆
明永乐时期 景德鎮窑铜红釉碗
明万历时期“大明万历年制”款绿地黄彩龙凤纹盖罐
明永乐时期（1403-1424年）四字篆书形式的年款开始在景德镇得到应用，大维德爵士藏品中的白瓷高足杯和白瓷碗就属此类。宣德年间（1426-1435年）开始以六字格式作为年款的定制，藏品中共有五十二件宣德年间的宣德款瓷真品。其中所收的青花大缸就是很好的例证，青缸于器表口沿处水平排列六字款“大明宣德年制”，纹饰釉彩浓重，描绘了两条飞龙在波涛汹涌的海水间畅游的景象。而在景德镇珠山地区，也发掘出土具有同样风格但体量略大的宣德青花大缸。这种缸应该是皇室定制，用于摆放于宫廷内苑或皇家园林内，以充当养鱼或种植水生植物之用。从工艺上来说，大型器物烧造时容易变形，成品率低，又易于损坏，因而能够留存到今天的屈指可数。相比之下，产于成化年间的成化款瓷更加稀少，弥足珍贵。大维德爵士却拥有25件上述真正意义上的成化瓷，包括7件“宫碗”和其他一些青花瓷及单色瓷。数量较多的还有49件万历款瓷。
藏品中的清代款瓷
清代瓷器中顺治款瓷本极为稀少，其藏品中有一件深蓝色地双龙珠纹盘，盘底施釉下青花“大清顺治年制”款，十分珍贵。康熙款瓷因有72件之多而特征鲜明，其中一些成组（套）出现，如康熙五彩十月花神诗文杯。另有雍正款瓷77件、乾隆款瓷50件。其中包括清宫造办处置办的带有红、青款识的珐琅彩瓷，如雍正画珐琅折枝花卉纹诗文盘，做工考究精良。器身明亮的浅绿地釉色是雍正时期的创新，应该是受西方工艺的影响。圈足中央设蓝彩双边正方栏四字“雍正年制”款。器体一侧彩绘缠枝梅花及山茶，另一侧量彩题写诗句“淡妝影兩依依”，与之相互映衬。汉学家安明远认为，此句来源于元代文学家王恽的题画诗《题张梦卿双清图》，而这句诗是该篇的首句。尽管上述帝王年瓷器分属不同朝代且数量不均，但447件的总量却足以表明藏品的非凡之处。
清康熙时期 “大清康熙年制”款青花釉裏红海水龙紋瓶
清康熙时期“康熙御制”款琺瑯彩牡丹纹碗
清雍正时期 “大清雍正年制款”五彩「登科后」图瓶
清乾隆時期“乾隆年制”款料胎画琺瑯酒杯
大维德爵士藏品中有27件题有完整的乾隆御诗的制品，年代大都涉及宫殿名称。其收藏中带有乾隆御题的器物中有件酒亮的钧窑如意形瓷枕，该枕底部未施釉，刻铭文曰：“过雨天青色，八笺早注明。睡醒总如意，流石漫相评。晏起吾原戒，华祛此最清。陶人具深喻，厝火积薪成。乾隆辛丑御题。”这丰富了历史文献的内容，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了乾隆皇帝惜时勤勉的一面。
题刻外文的藏品
还有一类铭款瓷是以藏文、阿拉伯文或者法文等文字题刻铭款的制品。永乐皇帝的个人需求促使了独特的精美白瓷的诞生。比如大维德爵士藏品中的两件僧帽壶，是永乐皇帝为超度父母的佛教仪式专门定制烧造的，其中一件带有藏语题刻的经文。大维德爵士还藏有9件阿拉伯文和波斯文铭款的藏品，其与大英博物馆内其他题刻这两种文字的陶瓷器和金属器一起构成了馆内独特的题刻非中文文字的瓷器景观。
与那个时代的收藏者不同的是，大维德爵士几乎没有收购出口欧洲市场的外销瓷，为数不多的此类藏品中有一套康熙时期的青花茶托和茶盏，装饰着欧洲商船图案和法语铭文，这也反映了清代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学术型的藏家
大维德爵士不仅对收藏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还十分关注自己藏品的整理与出版，并依靠自己的汉语知识进行古物、铭文以及历史文献的研究，并出版了许多学术文章。此外，他在成书于1388年的《格古要论》基础上所作的最有名的译著在其故后出版。在1950年大维爵签订捐赠协议，伦敦大学选定市中心一处十九世纪的漂亮楼房作为大维德基金会的临时地址。因为大维德爵士更关心藏品的陈列展出，甚至后来病痛缠身在美国接受治疗期间，他还就基金会美术馆的各种定制问题给伦敦大学发送细节指导，大维德爵士还坚持选定希拉·约克·哈迪（后来成为他的夫人）为其藏品的第一位负责人。
曹昭《格古要论》成书于明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是明代存世最早的一部专门论述文物古董典故源流、鉴赏指要、品级优劣、作伪手法和真伪鉴别的文物鉴赏专著。
大维德爵士将其翻译成英文，出版为《中国式鉴赏》(Chinese Connoisseurship)。
大维德爵士夫妇在纽约
他十分积极地参与自己藏品相关图录的出版，其中的第一本由霍布森在1934年出版。在前言中，霍布森对大维德爵士的工作啧啧称赞：“大维德爵士不仅仅是以令人愉快且富有魅力的藏品提供了异常满足藏家胃口的视觉盛宴，还以其研究提供了消化吸收这些藏品所需要的东西。他从现有的出版物中找到了所有相关的参考资料，只要有源可查，他都追溯了藏品流传的历史；他释读铭文并编注了释义——简而言之，为编撰藏品图录，他将所有能用到的材料都整合到了一起。”一代商人后裔如此热爱文物研究，并亲力亲为，实在可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维德爵士为安全起见将藏品转移到乡下的住宅，在1935-1936年英国伦敦皇家学院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作为这次展览的幕后推动着和领导者，大维德爵士借展了三百多件藏品。在将藏品赠给伦敦大学时，他已因病离不开轮椅。
大维德爵士与瑞典国王 1963年
大维德爵士为收藏事业投入了毕生的热情。他承袭了中国文人鉴赏家的传统，不仅仅只是欣赏藏品本身，也考证它们的出处与传承过程，不但多次前往中国考察，结交著名学者与收藏家朋友，同时自学中文，研读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经过几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他收集了世界上最精彩、最具影响力的的私人中国陶瓷收藏，其中包括仅次于台北故宫的汝窑收藏，海外最好的珐琅彩瓷器收藏，以及被陶瓷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元青花标准器戴维德瓶等等。他收藏的中国文物特别是瓷器，质量之精、品味之高、学术价值之大，是西方其他收藏家罕有其匹的。大维德爵士生前留下的个人资料非常稀少，关于其本人的很多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谜。然而他保存完好的那些文物精品将永远默默诉说着最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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