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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契诃夫是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作的,那时他还是莫斯科大学医学系的学生,作品以幽默小品居多,都用笔名发表,用得最多的笔名是安·契洪特,因此也有学者把契诃夫创作的第一个时期称作“契洪特时期”。这个时期也有公认的几篇传世佳作,如《一个官员的死亡》1883、《胖子和瘦子》1883。这两个尽管篇幅不长但人物形象刻画得极为鲜明的作品,也凸显了青年契诃夫一项道德诉求——“在人群中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1879年4月6日致弟弟米沙信“一个小官”在一位将军面前的恐惧,一个“瘦子”在一个“胖子”面前的谄媚,都是“在人群中”丢掉了“自己的尊严”。契诃夫怀着悲悯之情,摹写了两个小人物在所谓的大人物面前丧失“自己的尊严”的过程,让人悯笑,也让人思索。2契诃夫小说创作的新阶段是哪一个作品作为标志的?学界大致有两个选择。一种观点是把《猎人》1885视为新阶段的开端。这篇小说,一反先前的幽默小品笔法,开始有了气韵生动的抒情。《猎人》的开头是一段情景交融的文字:“一个酷热难耐的中午,空中没有一点云彩……被太阳晒枯了的青草,神情愁苦、绝望……森林默默地挺立着,纹丝不动,好像是用树梢往某处眺望着,或是在期待着什么。”文学前辈格利戈罗维奇1822—1899读过《猎人》后,于1886年3月25日给契诃夫写信,对契诃夫的才华表示激赏,这是俄国文坛前辈对契诃夫的头一次眷顾和“发现”。另一种观点是把《苦恼》1886视为契诃夫创作的转折点。《苦恼》一出现,人们发现:先前编写幽默故事的契洪特,变成了咀嚼人类苦恼的契诃夫。《苦恼》的题词来自《圣经》:“我向谁去诉说我的痛苦?”小说主人公马车夫姚纳的儿子刚死去不久,他要把心中的丧子之痛向人倾诉,但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倾听他心中的苦恼,于是,姚纳最后不得不把他的全部痛苦诉说给那匹他饲养的小母马听。小说的结尾,竟是这样一句:“小母马嚼着草,倾听着,朝自己主人的手上喷着热气……姚纳讲得出了神,把所有要说的话,统统讲给了它听。”“人与人的隔膜”,后来成了20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契诃夫是这一文学主题的开启者。3契诃夫生于1860年,俄罗斯的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开始了。比契诃夫小三岁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自传《我的艺术生活》中这样开篇:“我于1863年出生于莫斯科,那正是两个时代交接的时期……我亲眼看到在俄罗斯出现了铁路……”俄罗斯的现代化是从修铁路开始的。小说《灯火》1888的主人公阿纳尼耶夫就是个修铁路的工程师,而第一人称的“我”正“身处于一条刚刚开工修建的铁路线上”,那一片满地狼藉的工地,“被黑暗染成一种最单调的颜色,给这片大地平添了一种奇怪的、野蛮的景象……”修铁路就需要枕木,就需要砍树。俄罗斯森林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遭遇到了空前的劫难,随之而来的,是河流枯竭、鸟兽绝迹。而契诃夫最早通过文学作品发出了生态危机的警告。从这个意义而言,《牧笛》1887也是一篇标志性的作品。……越发关注女性形象的塑造,而且还发表了应该如何描写女人的心得体会:“应该这样描写女人,让读者感觉到您是敞开了背心,解掉了领带在写作。描写大自然也应如此。请把自由交给自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用“如此的光明,如此的柔情,,来形容契诃夫的形象特征。难怪契诃夫能写出像纳金卡《玩笑》,1886、阿纽塔《阿纽塔》,1886、米修司《带阁楼的房子》,1896等心灵如此美好的少女。还有那个让人爱怜的索菲娅《大小瓦洛佳》,1893,还有愿意将“别人的不幸”当成自己的不幸的维罗奇卡《别人的不幸》,1886,更不要说那个已经向着光明的新生活迎面走去的《未婚妻》1903的女主人公了。随着女性形象的涌现,爱情题材也随之而出现。契诃夫的作品中,少有美满的爱情结局,像独幕剧《求婚》中的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在小说中少见。契诃夫写得最让人动情的,倒是一些“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故事。如《薇罗奇卡》1887,《带阁楼的房子》1896等。如果要说契诃夫倾全力抒写爱情的小说,那就是《牵小狗的女人》1899了。但契诃夫并没有着墨去描写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肌肤之亲。他着力要表现的,是当真正的爱情在人的心中萌生之后,人的精神会发生什么样的升华。《关于爱情》1898也写了一个未获正果的暗恋在心的故事。只是到了男女主人公要分手的时候,才相互表白了爱情。这时,主人公才“怀着心中的灼痛终于明白:所有那些曾经妨碍我们相爱的东西,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不必要,多么的自欺欺人……当你爱着,对于这份爱情,你就得超越所谓的幸福或不幸、罪孽或善行的通俗观念,去作更高层次的思考,或者干脆不作思考”。81960年,全世界都在纪念契诃夫诞生一百周年。俄罗斯作家爱伦堡写了本名叫《重读契诃夫》的书。爱伦堡从契诃夫的无以伦比的谦虚的秉性说起,认为契诃夫的简洁的文风也和他的谦逊的人格不无关系。然后又说起契诃夫的无往而不可爱的善良,把“文如其人”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爱伦堡断言:“如果契诃夫没有他那少有的善良,就写不出后来他写出来的那些作品。”1960年我初读《重读契诃夫》,并没有十分在意爱伦堡的这句断言,20年后当我重读《重读契诃夫》,才意识到了这句话的弥足珍贵。因为的确是这样的:不管我们阅读契诃夫的什么作品,我们都能感觉到在我们谈到的这些文字后,有一个可爱的作者的存在,感觉到有一颗善良的心在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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