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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司马迁要将卫青霍去病写入佞幸列传呢？
乍一看这问题子彧有点懵，总感觉哪里不对，于是，我查了《史记佞幸列传》，一下就明白了。
司马迁的《佞幸列传》，是邓通、韩嫣、李延年等人的大通铺，并不是卫青霍去病的列传。卫青霍去病住的是大标间《卫将军骠骑列传》。
之所以大家都有这种错误的认知，是因为《佞幸列传》中的一段话：
自是之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自是之后，指的是李延年之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从李延年之后，皇帝的内宠大多出自外戚。卫青霍去病也出自外戚，但他们是才可配位的。
深度翻译一下就是，那些出自外戚的媚宠我是看不上的，虽然我认同卫霍的才能，然而我并不认同他们凭借外戚身份得皇帝宠幸的上位方式。
的确，卫青霍去病有才不假，但如果不是与汉武帝的皇后卫氏有特殊关系，他们至少会推迟上位的时间，甚至被埋没一生。
另外，汉武帝居厕见于卫青，霍去病十余岁得宠于汉武帝，的确有那么点说不清道不明，给了司马迁这样说的口实。
而这一点，就是司马迁最看不起卫霍的地方，所以他专门要在《佞幸列传》里提这么一句，点明卫霍“外戚贵幸”的这个出身，揭露他们为人不齿的一面。
但司马迁并未将卫霍纳入佞幸列传，一来因为他们对国家之功，而佞幸列传住得太挤了；二来因为他们只是“幸”，但并不“佞”。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有意无意的提这么一句，给卫霍打上佞幸的标签呢？
这源于司马迁的政治立场和个人情感。
首先说政治立场。司马迁早年与董仲舒、孔安国交情很好，受公羊之学影响较大，对暴政有着天然的反对，对汉武帝过度的中央集权和对匈奴的穷兵黩武似乎并不那么赞同。这一点，从他详细地录入韩安国的那些言论观点或许可见一斑。而卫霍和李广利等人以来以幸上位，二来是汉武帝“穷兵黩武”的代表人物。
其次是个人情感。首先司马迁在受宫刑之前，长期担任郎中和太史令，并不属于武帝的决策层，而在宫刑之后，却反而升任中书令，得为武帝近臣，这种对比令他十分讨厌因幸而上位者，在《史记》中，多处都可以看见司马迁对真性情十分赞赏，而对阿谀贵幸者看不上眼。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为李陵辩护而受刑，因此李广的列传写得十分精彩，而他们的对手卫霍的列传就显得流水账形式了。
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致使司马迁对卫霍的功劳和地位是颇有微词的。
然而，作为一个史学家，司马迁十分懂得真实的重要性，他要写的是一部“究天人之际”的信史，因此不能过分的表现出对卫霍的鄙视，但以上种种原因，他并不肯放过卫青霍去病的这一“污点”，那么怎么办呢？
于是，便有了我们看到的，卫霍列传如流水账一般的记载，包括卫霍的记载中刻意地强调他们私生子、“冒姓”的身份，还有《佞幸列传》里有意无意的提这么一句。
这正是太史公高明的地方，然而司马迁没想到的是，后世很多人却将这点春秋笔法作为语言的宝典，学得惟妙惟肖。
文/子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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