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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情铁血撼天地——解读电影《我的母亲赵一曼》 中国艺术报记者 吴月玲 什么是慨然赴死，为国牺牲？这个问题对于出生和成长于和平年代的人们来说，其实是十分陌生的。虽然我们从小就在课本上学到，新中国的今天是无数英雄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但其中舍身赴死的勇气，持守信念的坚韧，我们很难真正体会和理解。最近上映的电影《我的母亲赵一曼》，用一个柔情满怀的母亲、一个年轻美丽的中国女性在民族危难时刻的选择，在承受各种惨绝人寰的折磨时的坚强，对那些支撑我们民族脊梁的词条做出了生动而撼人心魄的解释。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亲爱的我可怜的孩子！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养育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啊！母亲也没有可说的了，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这是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赴刑场的车上留给儿子宁儿的两封遗书。遗书中字字千钧，让看者无不潸然泪下。 “许多年以后，包括当年行刑的日本人都在说，我的母亲赵一曼在整个受刑过程中始终没吭一声。可是，作为儿子，我知道母亲的疼痛，我多么希望妈妈能够撕心裂肺地喊出来，喊一嗓子……” 电影《我的母亲赵一曼》切入角度非常巧妙，从一个儿子回忆母亲的视角出发，辅以儿子的旁白，表现了女英雄另一种悲壮和凄美。编剧之一的齐昕说，在关于赵一曼的众多材料里，最能引起她兴趣的就是这两封遗书，遗书中表现出来的铁血柔情深深打动了她。她说，赵一曼牺牲时，和自己现在年纪一样大，作为一个母亲，自己也经历过为了工作而与孩子分离的苦痛，而赵一曼却是与孩子死别了。在写赵一曼时，为了让当代观众从了解到理解，编剧选择从宁儿的视角来讲述故事，这样的主观视角给叙事带来了很大的自由度。导演孙铁说，赵一曼留给我们后人的实物很少，只有两封遗书和她到东北前与儿子的一张合影，这就为电影的创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以儿子的话外音来连接影片中的情节，这样表现的空间就比较大。有些背景性的叙述就可以用话外音来交代，同时话外音对感情的抒发和传达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孙铁还提到了大家都已经有点陌生的老电影《赵一曼》。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故事片《赵一曼》，主演石联星获得了第五届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已经仔细观摩过该片的孙铁认为，想超过1950版的《赵一曼》难度很大。因为那些创作人员离战争年代近，关于战争的电影拍得非常好，令人震撼。但是1950年版的缺憾在于，当时创作人员对赵一曼了解得不多，他们不知道赵一曼有儿子，不知道赵一曼给他的儿子写过遗书。当我们现在了解这一点后，我觉得我们就要拍“人”。所以我们在表现“情”上下了很多功夫。 电影中很多地方表现了赵一曼对儿子的深情。当赵一曼决定离开哈尔滨到东北的深山里打游击时，她就意识到她选择的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她把一直珍藏在身边的合影放进信封里寄走。当她来到邮筒前正要投递时，她犹豫了一下，似乎不舍得把照片寄走，但最后还是把照片投进去了。她是个温柔的母亲。可是在面对敌人时，她却是个刚强的中国人。 大野：“你是个女人，我是个男人，女人在男人面前说害怕不是什么丢脸的事。”赵一曼：“不，不是。我是中国人，你是日本人，中国人是永远不会对日本人说害怕的。” 据史料研究显示，日本人为了从赵一曼那里得到赵尚志部队的情报，对她进行了无所不用其极的非人折磨，许多刑罚是我们难以想像的。但那些日本军人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赵一曼能在受刑过程中一声不吭。 柔情铁血撼天地——解读电影《我的母亲赵一曼》[转帖] 为了让赵一曼屈服，他们专门从日本运来了电椅，妄图摧毁她的意志。在行刑前，日本军官大野诱惑赵一曼，只要她承认害怕，就可免受电刑。主演张晗认为这场戏是最难演的一场。她说，这不是两个人的较量，而是两个民族之间的较量。她主要是用了眼神的力量，赵一曼对日本的仇恨都表现在了眼神中，似乎要“用眼睛吃了他”。为什么赵一曼能这么英勇？张晗在寻找赵一曼的精神之路的采访中领悟到，没有一个人不怕死亡，没有一个女人不爱美丽，没有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而赵一曼舍弃了这一切，因为她有崇高的信仰支撑着她。张晗说，“这种精神也感染了我、激励着我，同时我本人也有一种英雄情结。这种情感在我心里深深地埋藏了多年。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一种激情自然点燃了我。” 齐昕谈到了一段史实。根据大野被我军抓获时的供述，真正的电刑比电影中表现的还要残忍，这是专为对付女性而设计的。赵一曼在走上刑场时上半身因受刑过多已经完全炭化。而赵一曼面对这些，却始终把痛苦埋藏在心中。许多观众都为电影中赵一曼和大野的对手戏叫好。齐昕说，在写这些戏时，她站在赵一曼的人物逻辑上，另一个编剧邱怀阳站在大野的逻辑上来发展台词。她认为赵一曼是执拗、激情、感性的人，而大野是理性和冷静的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一个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一个站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赵一曼是内心足够强大到把自己的热情和敏感都压抑起来，才能面对日本军人毫无人性的折磨。 “我是中国人，是打日本鬼子的时候，被他们打伤的。” 当赵一曼被送进医院时，日本人向医生解释，这是个支那人。赵一曼反驳说“我是中国人”时，在场的医生、护士和护卫都惊呆了，他们都被她胆敢说自己是中国人而惊呆了。可能这样的情况是今天的中国人难以想像的，身为中国人却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只能屈辱无奈地接受日本人蔑视的称呼。然而这就是当时东北的现实。 孙铁说，“历史是让人很难受的，仅650名日本兵就把一万多东北军赶走了。在当时，满大街都是日本国旗，所有人都说日本语，没有人敢说汉语，敢说自己是中国人。这段历史是耻辱的。这就是赵一曼出现的历史背景。我认为这是现在中国很多年轻人、中年人不知道的。我要先把历史背景交代出来。如果电影一开篇就直接说赵一曼，也许很多年轻人会不以为然。其实赵一曼受的那么多苦痛中，任何一点搁在现在人身上，估计没有几个能忍受得住。” 从电影中，观众也可以看到，东北沦陷区中多少男儿都不敢振臂一呼，但是赵一曼敢。不光如此，她还影响了身边的许多人。她以自己的言行感染了医院里的许多人。见惯了生死的医生，在看到她受刑之后被打得皮开肉绽，还能自如地和自己打招呼，大颗的眼泪从医生眼里溢出。而董警官和韩护士则被赵一曼鼓舞，帮助赵一曼逃离了医院。 齐昕说，赵一曼就是星星之火，如同当时的抗联部队一样，以几千人的规模抵抗上百万的日本军队，他们是在东北人普遍陷于不抵抗政策带来的绝望、压抑和奴役中的希望。赵一曼让周围的人看到光明的希望。董警官和韩护士就是她点燃的星星之火。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也是赵一曼同志诞辰100周年。孙铁说，“赵一曼在天之灵看到中华民族今天的自立与复兴，我觉得她一定会开心地笑。作为导演，我真想看到赵一曼的笑。”相信这也将是许多看完电影的观众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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