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一点儿道道，不值得一提，但我却嚼了好几天。
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从某一方面来说，中国经济社会的繁荣是因为获益于个人主义的兴起，并且它还为其发展继续提供一种很好的文化支持。这种社会心理意识和观念，一方面是它的功利性，相信当每个人都优先追求自己的利益时，社会也将繁荣昌盛；另一方面是它的表现性，主张培育以及“赞美”每个人的自我，从而激发出中国人对于认同以及自我意义持续不懈地追求。
想想那个已经激活全球11亿终端设备的“美图秀秀”，还有那个日活跃用户达 5.7 亿的微信，以及日活跃用户达1.06 亿的微博，人们无时无处不是在用图画、文字、声音、影像等手段，少则一字、一图，一声，多则百字千文地来即兴表达，去随意性写作。
所以，香港中文大学李连江老师认为，述而不作的年代早就过去了，现在这个时代，有一点儿就要写出来，有半点儿也要写，写写就成了一点，写的功夫很重要。
当然，现实中我们多数人蝇营狗苟，一般也做不了学者，当不了作家。但是就他们对写作的态度，我认为这种学者的风范和作家的精神很值得见贤思齐。我们总可以通过努力让自己在抒情达意之时，多那么一点趣味，多那么一点深刻。
具体到法律人，特别是律师，他唯一最可凭借的工具或武器就是身上的嘴巴和手中的笔。受小说广播影视的影响，人们多半认为法律人要炼就一幅铜齿铁牙和三寸不烂之舌，对写作反倒给轻视了。而从现实人们的经验积累来看，多少法律人总是高看说（辩）的理论，低看写作的经验。
其实，写太重要了，加之中国大陆式诉讼的现实境遇：法律文书写作功底远胜过你的辩论才能。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有着“文件治国”悠久传统的中国，耍笔杆子会写的占优势、得便宜，那是公开的秘密。
写既然这么重要，接下来便是一个态度问题。我们知道名星也会追捧明星。按一般逻辑推断，名星追捧的明星应当比明星更明星。啰嗦了去，不就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对，就是这意思。
民法大家王泽鉴先生的名声在海峡两岸民法学界可谓如雷贯耳。他老人家谈治学之道，是如此说的，“虽然我快要70岁了，但是我每天写作、看书起码每天保持8个小时，而且几乎没有一天中断，我早上4点半5点半起。”
老先生话锋一转，透露出他为学效仿的榜样，“大家一定认识尊敬的法学家史尚宽先生，我跟他的公子说那个书要捐给我们，说老太爷怎么写那么多书，他说家父早上5点钟起来，数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间断过。”
看到这个故事，我粗鲁地想起了一句话：能看贼吃肉，不能看贼挨打。原来这两个老家伙赢得大名，竟然是以这样苦逼的方式炼成的。
起了想写点东西的意念，又有了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态度，那又面临着如何写的问题。
小说、诗歌、戏曲等等，不是一般人能玩的，即便玩，也肯定玩不转。大家接触最多的还是非虚构类作品，比如工作报告、学术文章、随笔散文、课程作业之类。写这些东西时，我们多会面临着一个挑战，那就是如何升华自己所写事物的意义，当然如果是胡乱牵连，那也不难。除非是言不由衷，没有人会乐意牵强附会，否则，揠苗助长的结果就是苗死人累，徒增笑谈。
李连江老师在写作指导课堂上，以一例说此法，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怎样把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论文写的是他手上的一块手表，但研究题目不能是这块手表，至少要讲手表这个类；然后，再想办法提高到一个更抽象的概念，那就是计时器；谈到计时器时的层面，就不难说它不重要了。从一块手表，到所有手表，再到计时器，这就是一种论证方法。
我听到李老师的经验之谈时，立即联想到了“哈佛大学非虚构写作课”上，因报道越战而赢得普利策奖的戴维·哈伯斯塔姆的方法之谈，他直接并简单地总结说，要想讲一个好故事，“你必须把你的故事跟某种更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这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我受教了。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关于写作的一点道道 我嚼了好几天”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