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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葛维屏
中信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套《新编中国史》，著者均为国内历史学家，但值得注意的是，它最初的组稿者却是台湾的三民书局。这便有一点耐人寻味。台湾的书坊，跑到大陆来，约请大陆的历史学家，编了一套中国新通史，然后大陆的出版社，再从台湾引进这套书，这种感觉，便不得不使人发生疑问，为什么大陆没有自行组织这样的通史呢？
我想根本原因，还是大陆对通史的著述，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饱和状态，挂着“中国通史”名目的历史著作，能排得上名号的至少有十多种吧，在大陆的历史学界，再出版新的通史著作，属于“多一本也不嫌多、少一本也不嫌少”的鸡肋状况。关键原因，还是大陆学界缺少一个能够撑持得起重新主编一套中国通史的核心人物吧。
而且通史这种著述，总带有一个国家思想理论的最高认知水平，如果再由国家组织中国通史的编撰，很难脱离掉意识形态的参与与介入，所以中国通史这类著作，代表一个社会整体观点的编撰方法，实在是勉为其难。
现在由台湾书商跑到大陆来组稿，倒绕开了通史研究中的政治定性方法，而可以侧重于学者的理论认知水平，放弃更为规整的理论重压，反而能够获得一种叙述与阐述的轻松与便捷。这可能就是这套《新编中国史》能够以一种宠辱不惊、波澜不兴的方式问世的原因吧。
《新编中国史》共分六册，分别是《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史》《明史》《中国近代史》，每一册的著者都不是同一人，也没有一个主编，可见，全书没有一个完整的体例，只是开列了书名，由约定的作者自行去写，这样全书也就没有一个统筹的纲要。而不知为什么，这套书里，还没有《元史》《清史》。从它的架构来看，更接近于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哈佛中国史》。
我读到的这一本是《隋唐五代史》。为什么在六本书中，选择这一本？主要是感受到，隋唐五代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就是从古代向近代史转化的一个过渡阶段，唐代之前的历史，历史人物太过模糊，与今天更觉隔了一层，而唐代之后，历史人物相对而言，更接近于我们当下现代人的心理境况，所以心里就很关注。那么，为什么隋唐五代会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转折点呢？
作者书中就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之从“中世”向“近世”的转变过程，就是从武则天称帝开始的。（P152）在另一处，作者指出，安史之乱不仅是唐史前后期的分界，从更长时段来看，它也是中国古代史的前后分界（P199）。
应该说，该书作者王小甫回答了隋唐时代奠定的制度，影响深远，一直到清朝结束，这些制度仍是中华帝国的基本体型。
王小甫
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作者所说，他在《隋唐五代史》这本书中，重点以陈寅恪与《剑桥中国隋唐史》进行了他的历史构架设置。在《隋唐五代史》中，更为醒目的是陈寅恪历史观的无处不在，作者的立论基础，分析的逻辑，概念的推演，都能很鲜明地看到陈寅恪的近乎是一手遮天的影响。历史研究的新成果，只能是一种史料的再挖掘，但历史著作本身的新意，关键是史识与史观的独标一帜。《隋唐五代史》以陈寅恪与剑桥史观为主导，是否能够代表中国历史的最新制高点，令人商榷。毫无疑问的是，《隋唐五代史》抛弃了中国通史既往写作中的阶级斗争的立论主线与主旨，所以，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了一种模糊阶级倾向、专注于文化维度的“文化史观”。作者对此解释道：“所谓文化史观是以文化的性质和状态作为历史发展特征和阶段性标志的观念。这里文化是就广义文化而言，即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近年学界开始转而注意统治群体内部不同文化张力在隋末动乱中的作用，从而有可能把这场大乱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并重新加以评价。”（P30）
阶级论是否有它的合理性与解释性？我想到著名学者李零曾经说过，在所有的关于“论语”的评注中，他认为文革期间，用阶级斗争观点去论述“论语”的那本注释本，恰恰是一本最点明真相的范本（大意）。可见，用阶级斗争史观去洞察历史，能够很好地放置史料，排列臧否，直捣黄龙，而绝不会留下模棱两可的盲点与“留作以后讨论”的字样。而有趣的是，恰恰在《隋唐五代史》这本书中，作者往往在关键处，会用“究竟如何，值得讨论”的躲避法，把作者的真知灼见用一句话连头带尾掐去了，作为历史学家，这未免太过谨慎了。对历史的探讨性研究，我想，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会在心中生成自己的个人看法，现在用一句“哈哈哈”式的岔开手段，撂挑子不题，总归是一种缺少担当的表现，哪怕你在这里提出你的一点个人设想，都能够给予读者一定的启发，所以为了防止自己误入雷区、踩错炸弹而王顾左右而言它，实在是学者研究的大忌。
陈寅恪
《隋唐五代史》作者的这句话，就是“注意统治群体内部不同文化张力”，可以看出，作者是把阶级差异置于一边，不再提及了，作者关注的是“统治群体内部的差异”，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段的外在冲突，在作者的书中并没有深入涉及。
在这样的思路之下，作者从陈寅恪那里继承了一个“地域性的政治集团”，来解释隋唐时代的王朝变迁、权力绞杀及政治推演，应该说是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隋唐五代史》提出：北周、隋、唐三代皇室均出于“关陇集团”，所谓“关陇集团”，是“宇文泰以‘形鲜卑、实汉化’政策融合关陇区域内鲜卑六镇族群以及其他胡汉土著，使之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集团，不但物质上处于同一利害关系，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源之信仰，受同一文化之熏习，此即所谓‘关陇集团’。”（P2）
这样，在阶级论眼里看到的阶级斗争导致的改朝换代，在这种血缘关系考量的观念烛照下，“其实只是政权在同一集团的不同家族间易手换位。”（P3）
作者进一步引申道：“从文化史观看来，李唐取代蜕变的杨隋（主要是隋炀帝）如同为关陇集团清理门户，而周、隋、唐三代更替亦不妨视为宫廷政变。”这一观点来自于《剑桥中国隋唐史》。
在关陇集团之外，作者还认为有一个“山东豪杰”集团，这两个集团组成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武力集团（P34）。这两个集团，在隋末动乱中，结成了统一战线，共同结束了隋炀帝的统治，遏止了他和南方士人协力襄进的文化冒进趋势。
一句话，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联起手来，对付“南方士人”集团，作者用文化分类、地域分类阐述了隋唐时代的动乱真相。
后来武后称帝，在作者看来，是对关陇集团的“致命一击”，而她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山东集团的支持，由此“李唐王朝的统治人群由关陇集团蜕变成了李武韦杨婚姻集团”（P170）。
应该说，作者用统治集团的内部集团之说，梳理了整个隋唐史，像阶级论一样，也能自成其说，自圆其说，能够撑技与提拎起整个隋唐时代的历史史实。
《隋唐五代史》以统治集团内部族群来划分冲突与斗争的锋面，其实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也有所述及。我找到了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其中提到：“唐太宗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以便于李氏的长远统治。”其动机是制造一个“以宗室为首、功臣和关中士族为重要辅佐、山东和南方士族为次等辅佐的新统治集团”。可见，这本新中国通史的新意，与旧中国通史之间还是有着某种遥相呼应的成分在内。
《隋唐五代史》还有一个特出的长处，就是将隋唐的断代史，从两个维度，拓宽了背景幕墙。这分别是：从时间的纵轴上，它将隋唐史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轴上进行解析，所以，作者的论述并没有局限于隋唐一个朝代，而是放置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维度上，进行了前后比对，从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的角度，来确认隋唐断代史这一节点前后的中国历史的巨大反差，以此来凸显隋唐历史的特别意义。比如书中安史之乱，并没有把它看成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而是放置在中国历史的长轴上来论证它的普适性，书中认为，安史之乱“实际上又是一轮更为长久的北族文化对中原社会的冲击，直到清代。所以唐史的前后分界也是中国古代史的前后分界。”（P217）
另一方面，就是将当时的中国历史放在全球史的角度进行忖度与评判，放在全球历史的角度来进行考量，尤其是放在东亚历史的轴线上进行鸟瞰式剖析。为此作者专门议论道：“无论是学习隋唐史还是整个中国古代史，视野都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原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还必须同时对周边族群的盛衰有所了解，然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才有可能有一个透彻的理解，才能真正有所发明、发现，从而得出有益的经验教训或真正有参考价值的结论。”（P47）落实到具体的章节中，作者把当时的世界古代分成了东方文化圈、阿拉伯文化圈和西方文化圈，并在这一范畴体系里讨论中华文化在世界总体文化中的地位与存在，打破了既往中国通史的封闭性视角，开启了一种从更广博的全球角度俯视中国历史的新视野，这也是本书中真正的给人耳目一新之处。
总之，《隋唐五代史》作为一本标明为“新中国通史”的著作，观点之新是不言而喻的，能够让我们对中国历史有一个全新观照。当然新观点、新视野，也是日积月累，层积而成，并不会一蹴而就，这期间有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相互咬合的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我们同时也看到，作者引用的一些新观点，主要来自于陈寅恪的观点与剑桥史观，用这种观点，作者梳理了一个社会最为重点的政权定性环节（以前是用阶级论梳理），书中的其它部分政治、经济、文化部分，则更多的是很难受制于这种核心历史观贯穿与掌控的素材部分，当然，这其中也贯穿了作者的核心理念，但是，在书中占了一大半的社会文化纵论部分，我们感到，作者并没有用新观点去激活所有的素材环节。还有作者在这本部书的叙述中最精彩的地方，是那些对历史的综合性论述，这些部分打破时空疆域，纵横南北，穿透古今，就像一段基因切片，虽然描述的是隋唐的断片，但却给人一种中国历史的全貌之感。但有的地方，又过分简略，只有标题与梗概，又像是讲课时的笔记大纲，在体例上有一种不谐调之感。当然，如果有机会，希望把这一套中国通史的其它几册也能够通读一下，相信必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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