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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的故事
赵启强
01初识《南方周末》
初次与《南方周末》交集是1993年。那时还不知左方。
1993年，我在莫斯科访学期间，遇到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国会发生尖锐冲突：国会罢免了叶利钦，任命鲁茨科伊为代总统；而叶利钦的政府军以数十辆坦克包围了国会大厦。
被莫斯科人称之为“白宫”的国会大厦成了孤岛。
那几天的莫斯科街头既热闹又危险：横冲直撞的坦克，扛着摄像机的记者，支持各方的游行民众，国会大厦的上半部被火烧变成了黑色；电视上，一位扛着摄像机的记者被流弹击中的画面，新闻说，死者是意大利记者……
此时，一个黄种人在公共场所格外引人注目，我还是将一个傻瓜相机藏在大衣兜里，每天都去国会大厦，并写下了一篇长篇报道《93’莫斯科十月悲剧》。
完稿后，找国内的报刊，正好手边有一份旧《南方周末》，就请有传真机的朋友，按照上面的传真号传过去。
第二天朋友来电话，说《南方周末》来电话问，稿子是给谁的？我说，不认识《南方周末》的人，他们看着用吧。
这是我第一次在《南方周末》发稿。之后，给《南方周末》写了许多关于叶利钦和俄罗斯转型的文章。
那时通讯联系不便，只与编辑李晖有过信件往来，连稿费都是由国内亲戚代收，因此对《南方周末》和左方知之甚少。
回国后，忙于自己的主业，为《南方周末》写稿少了。
02初识左方
1995年6月，为筹拍电视连续剧《寻找彭加木》，我到广州彭加木家乡采访并选演员，顺便给李晖打了个电话。李晖约我中午去编辑部见面。
李晖没有说吃饭，也没说还有其他人。
我到达时已快两点了。她和一个很不显眼的老先生在《南方日报》的机关食堂等我。桌上很丰盛，食堂很冷清，因为早过了就餐时间。
李晖介绍说，“这是我们的主编老左。”
我对自己的迟到向他俩致歉。左方只是微笑。左方的微笑很亲和。他有轻微口吃，但他的微笑早已先于他的语言，将会意和理解传递给你。
李晖则非常年轻，这位北大毕业的编辑像一个女大学生。这让我惊讶。
我说，“李晖，你真年轻。在莫斯科时，还以为你是中年人呢。”
李晖也只是微笑，她很内向。
三人中，就我健谈。就又说“你真幸运，这么年轻就有了《南方周末》这样的阵地！”。
李晖说，“哪里哦，你们当导演多好。”
我回答，“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职业，现在的电视剧只有老太太小媳妇才看，哪有《南方周末》的价值和份量……”
说到此，左方插话了：“赵先生，此话当真？”
我回答：“当真！”。
我说的是真话。我不喜欢俗艺术，不喜欢仅仅为娱乐观众而创作。多年来，我一直羡慕报刊的现实针对性和社会担待。
听完我的告白，左方直截了当地说，“今天上午，听说你要来，编辑部的人就说，能将赵启强请来就好了。”
左方介绍了《南方周末》第二次扩版，要从8版增至16版。并且不等我回答，就非常具体地告知，如果我去，是什么样的待遇……
我动心了。
那时，广东以全新的改革观念和全新的生活方式吸引着内地人。戏称孔雀东南飞（其实也包括麻雀）的浪潮，仍在继续。
于是我直截了当地向左方表示：“我对左先生的提议非常动心。不过，此次广州之行是为电视剧《寻找彭加木》作前期准备，作为导演，我不能退出，而这部戏的完成，怎么都得到明年了……”
接下来便是左方谈《南方周末》的发展，谈他的办报理念。这是左方永恒的话题。只要进入这个话题，左方的形象马上发生变化，他的思维和言语立刻变得敏捷和流畅……
03决定东南飞
就在第二天，剧组的制片主任鲍振川打电话告诉我，他找到中科院沙漠研究所所长夏训诚先生（当年彭加木罗布泊考察队的副队长），当说及我们的预算时，夏所长说，“你们120万经费，别说去拍戏，就是将你们剧组的几十号人拉进入罗布泊都成问题。”
我不是轻言放弃的人，但因为头一天受了左方办报理念和雄心的蛊惑吧，接到制片主任的电话，当即请老鲍立即向台里汇报，要么追加预算，要么暂停上马。
《寻找彭加木》的剧本是我写的。12集，120万预算。
在1995年，这笔钱不算少。此之前，我拍过的几部戏，每集成本不过几万元；不像当今，一部连续剧动辄几千万、上亿，一线明星的劳务费也从每集几百元涨到了百万元；别说明星，只要稍微脸熟一点演员，一部戏下来都成了百万富翁。
我拍戏很省，且不是遇到困难打退堂鼓的人；真正驱使我做出下马《寻找彭加木》决定的，是左方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和邀请。
左方于1995年7月，给我寄来了《南方周末》从8版到16版的扩版方案，建议我负责“域外经济”和“社会观察”两个版面。
左方希望我立即赶往广州。
我接受了左方的邀请，并将对这两个新版的策划和操作思路写下来，寄给了左方。
但我没能按左方的要求马上到广州去，因为女儿赵念的预产期是9月。
我是1995年9月到《南方周末》报到的。当时女儿赵念刚刚出生两周。
04在左方属下
报到后，我只在《南方日报》招待所住了两周，就搬进了报社为我准备的房子。那是左方嘱咐办公室主任苏丽蓉亲自安排的。
苏小姐领我去看房子时，家具、家电都已配齐；因为知道孩子随后会来广州，连保姆的床都准备了。
房子离报社不远，属于城中村。楼距很近，家家户户的窗户都安装有厚实的防盗窗。
我开玩笑地说，“真封闭，像笼子一样。”
我是随意说的，绝无嫌弃的意思，因为房子很干净，上班很方便。
第二天下午，苏丽蓉到办公室找我，说是去看房子。我诧异地问，不是看过了吗？
她说，“老左说换个地方。”
那时，《南方周末》上上下下都称左方为老左，没有人称呼他的头衔。
就是这么随意一句话，又将办公室主任苏丽蓉折腾了一遍：买家具、配家电……
我搬到了云鹤南路。离左方家很近，能看到他家的窗户。
左方办报精细、严谨，他自己的生活却非常粗线条、不讲究。但通过这件事，足以看到他对属下的关心和细致。
有一次，女儿病了：几天不吃奶，连喝水都呕吐。医院一直当成消化不良医治，拖了好多天。那天是周一，孩子妈妈打电话到编辑部，先是一阵哭泣，然后才说，孩子便血了……我向左方请假，就往外跑。左方在电梯口追上我，说给我派了车。
从广州大道，到云鹤南路拉上孩子，直奔广州儿童医院。孩子已经奄奄一息。
诊断是肠套叠，已经一周了。医生将高压氧气管插入孩子肛门，打通了肠子。医生说，再晚一点，就只有做开腹手术了。
想想都后怕。多谢左方的细致和敏捷的反应……
05经历三位主编
《南周》的第二次扩版定在1996年元旦出版。有将近半年时间筹备，各部门新增人员大多提前半年到位。
给我的两个版面各配一人：“社会观察”是刚从武大新闻专业毕业的硕士生李思坤，“域外经济”则是山东大学刚分来的博士生李永祥。他是整个《南方日报》社的第一位博士。
我有机会在编辑出报之前，亲身体验到左方的办报理念。
除了每周一的编辑会议，能深刻领悟左方办报理念、并从中受益的，是无数次的私下交谈。
与左方单独相处的时间很多，在办公室，在我们双方的家里；无论公事、私聊，我们之间几乎都只有一个话题：谈报纸、谈《南方周末》、谈新闻理念……即使在我离开《南方周末》后与他的多次再聚——海口、三亚、成都、兰州、广州，也都是因办报的事相聚，也总是在谈论各种形势下的办报理念和策略。
说左方，说《南方周末》，不能不说说江艺平。
左方说过，“《南方周末》是我栽的树，但是在江艺平手里开花结果。”
我去《南方周末》时，主编是游雁凌，左方是退休返聘。后来游雁凌遭抢劫被打（那时的广州盗抢经常发生，本人也有过遭遇劫匪的经历），之后又患肝炎住院，淡出了《南方周末》。
接替游雁凌的是江艺平。因此，我在《南方周末》时间不长，却经历过三位主编。
我经历过的三位主编：左方、游雁凌、江艺平
与游雁凌只有过很少几次接触，了解不多。但从同事那里知道，游雁凌在《南方周末》四年，从副主编到主编，能力很强；说他有才气、有霸气，说他“抢新闻、抢稿件、抢作者、抢广告，而且抢起来当仁不让”；说《南方周末》的发展，他功不可没。
江艺平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知性、内秀，一点没有一般女领导、或成功女性常有的张扬和强悍。有人评价她的形象气质“特别像30年代的知识女性”。这很准确。
最能看出江艺平教养的，是她对下属的态度：说话温和、亲切；而且，她具有领导人物最难得的品质——善于倾听。
印象最深的是到她办公室汇报工作，她称呼我赵先生。她不是隔着办公桌听汇报、发指令，而是走下来，坐到沙发上，专注地听我讲。
左方说过，他办报的最高境界是从容。“从容”二字同样可以用在江艺平身上。
左方的从容是深思熟虑，他的言语和行为很少急躁和张扬。他那宽阔的额头里有足够的智慧和谋略能让他从容、处变不惊。
江艺平的从容，则来自广东女人的传统和教养，来自淡薄名利的坦然，来自那种强大的、不露声色的内心力量。
是的，内秀、亲和的江艺平，内心力量非常强大。她任《南周》主编六年，同样经历过无数次惊涛骇浪，她不止一次被传唤到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宣|部，说明情况、接受训诫、作出检讨，那柔弱、文质彬彬的外表下，得有一颗多么强大的心脏，才能承受起这万钧的压力啊！
江艺平是2001年卸任《南周》主编的。人们常常将此前的《南方周末》称之为“左方时代”。这个时代的辉煌，江艺平这个名字是不能忘却的。
总之，左方和江艺平的离去，是《南方周末》的一个历史节点。
左方说过，“2001年后，《南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对《南方周末》的新时代，外界微言颇多。那以后，我自己见到《南方周末》，也少了许多亲近感；但《南方周末》毕竟是左方的亲儿子，即使去职多年，《南周》所有的成就或委屈，仍会牵扯他的心。
左方是为报纸而生、为《南方周末》而生！左方的生命和灵魂属于报纸、属于《南方周末》。
06中国人的1984
左方1957年进入北大中文系， 1962年从北大毕业便分配到《南方日报》当编辑。
上北大之前，左方在部队服役七年。那是1950年。可见，他的成长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完成的；他很自然的成为了“共产主义信仰者”。
前些年，面对媒体的采访，左方简单评价了创办《南周》前的自己：“建国后历次的政治运动，我都参与了，有些政治运动我是一个盲目的追随者，有些政治运动我是一个无知的加害者，有些政治运动我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乌托邦思想、阶级斗争学说，支配了我的大半生。”
因此，“文革”结束后，左方被调离编辑岗位，“发配”到报社资料室坐了六年冷板凳。
六年的“放逐”生活，让左方有充裕的时间思考自己和国家的命运；再者，资料室有足够多的书籍供他阅读，尤其是许多七十年代后期出版的有关西方政治、经济、历史的“内部发行”书籍。
我本人也曾经是这些“内部读物”如饥似渴的阅读者。
可以说，文革前后的一两代人中，许多人的思想启蒙，是在这些“内部发行”的书籍中完成的。
1984年，当左方受命筹办《南方周末》时，这六年的阅读和反思，完成了他灵魂的蜕变，加上二十年的新闻从业经验，左方的厚积薄发，锐不可当。
当然，左方的成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南方周末》创刊于一九八四年。那是中国人的一九八四，而非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否则，《南方周末》呱呱坠地，就只能在 “老大哥”的监管下长大，根本轮不着左方抚育……
这是左方的幸运，《南周》人的幸运。
07突破真理报模式
“突破真理报模式”，是左方办《南方周末》的大战略。
真理报是苏共的机关报，属于最高规格的“党|报”。其创办于1912年。1991年被总统叶利钦下令关闭。尽管它的一些编辑、记者，在几个星期后，注册了一份新的报纸，仍叫《真理报》，但这份曾经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报纸，不再具有官方性质，也不再由“国资”或“党资”供养了。
“突破真理报模式”不是左方提出来的。
受命创办《南方周末》，左方便向《南方日报》社前社长、《羊城晚报》创始人黄文俞请教。左方称他为“广东最有思想的一个报人”。
他向黄文俞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新闻界的改革对象，究竟是什么？
黄文俞回答：“改革的对象就是‘真理报模式’。”
这个问题的提出和回答都非常好。
我们常常看到各种改革口号和改革措施的推出，却很少见到对“改革对象”的清晰描述。我们谈论改革时，雄心勃勃，对需要改革的现实、现状，却总是回避，不敢说到底要改什么？那怕已经到了“病入膏肓”，我们还是只谈医治、只开药方，从不谈病症、病状；尤其不敢谈病因。这恐怕是绝不认错，永不言败的思想作祟，永远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真理报模式”，是个抽象概念，为弄清其实质所在，左方远走北京，向著名的老报人萧乾求教。
萧乾是中国最著名的记者、报人。曾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三地的《大公报》，主编《文艺》副刊。1939年，他到英国剑桥攻读学位。随着战争的蔓延，他放弃读书，成为《大公报》的驻外记者。他是二战期间，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随军记者。他随英军几次横渡英吉利海峡，到达过美、法两个占领区的战场，也随美军进入柏林；他报道过苏、美、英三国首脑的波茨坦会议，报道过纽伦堡纳粹战犯审判……
左方的记忆力惊人，他不止一次跟我谈起黄文俞、萧乾等老新闻人向他传授的办报理念。他常常一字不差地复述新闻界老前辈的原话；正因为此，我不止一次劝他以回忆录形式，将这一切写出来。我说，“这些记忆太珍贵了，不写出来可惜了！”
对“真理报模式”的四点解读，来自萧乾：
第一，只对上负责，不对读者负责。真理报模式是没有读者的。
第二，不从现实出发办报。它不研究社会、不面对现实。它的办报根据就是党的文件。
第三条，它的办报形式是一种僵化的文体和“假大空”的语言。
第四，它是用国家的钱办报，然后用国家的钱去订报给读者看。所以它彻底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它认为传媒不是商品，而是工具、是喉舌……
（1945年5月10日真理报）
“真理报模式”搞清楚了，《南方周末》的大方向、大战略也十分清晰、具体。左方的《南方周末》可以扬帆启航了。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推敲一下上述四条就能发现，即使是在左方十分幸运赶上的“中国人的一九八四年”，突破其中任何一条谈何容易。
《南方周末》的成长还需要更多的智慧和策略……
08双轨制时代
向左方传授办报经验的前辈，大多生活在高度政治化时代。从他们那里取得的谋事之道，主要是把握好报纸与政治的关系。
新闻界前辈对资本、市场与新闻媒体的关系思考甚少；而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恰恰是向市场放权的开始与尝试。各行各业都盯住市场、寄希望于市场，都盼切着以市场的力量来挣脱权力的束缚……
但那时，对市场的迎接仅仅是尝试和意愿。
那是一个“双轨制”的时代，经济上如此，政治上亦如此。
开放，不仅没有让“无冕之王”挣脱权力的羁绊登上“王位”，反而使其多了一个主子，面对着双重的主宰——权力与市场。
八十年代初期应运而生的许多晚报、周报、小报的生存状态十分尴尬：仍然离不开权力的批准和监管，却失去官方的“豢养”。就如对一个孩子，只有管束，没有养育，他必须自谋生路。这种成长太艰难了。
左方的开局非常清晰：既要权力的恩准，也要市场的青睐；后面一点，媒体老前辈其实没能给予左方什么灵丹妙药。
他首先打的是市场牌。
左方不仅是办报高人，也是市场高手。江艺平说过，“他对市场特别有感觉。”
八十年代以来，经济效益的追求几乎扩展到所有领域。为此，一贯扳着面孔的党|报社，也放下身段，办起了轻松愉快、可读性强的子报。其目的十分明确——冲着市场、冲着钱去。
为争取读者，占领市场，左方在很多场合强调“三个轮子”理论：“前轮是采编，左轮右轮是发行和广告，由采编拉动发行，发行拉动广告……”
具体数据记不清了，总的感觉是编辑部、广告部、发行部三部门的编制规模和在报社的地位不相上下。每周一的编辑例会，三部门都要参加，三方面的问题放在一起讨论。
《南方周末》能走向全国、成为百万大报，市场的开发和占有同样功不可没；而且，有了“经济效益”的目标，不要把《南周》办成党|报的初衷，就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
他可以理直气壮了：我得将报纸卖出去，才有利润上交呀；而要卖得出去，就不能千篇一律，不能总是扳着面孔教训人……
为了了解市场，左方多次走向街头卖报，学着报童那样叫卖：“最新的《南方周末》啊！”
他到大学区、居民区卖报，了解哪些人买，哪些人不买？然后回去与编辑们商量，开设有针对性的专栏。
左方的市场营销很成功，给《南方日报》社上交了丰厚的利润。我在《南周》的1996年，上交的利润大约是2000万；左方离开《南方周末》时，已经4000万了。后来，《南周》创造的利润飙升到一亿。
不过左方的4000万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如果用来在上海购房，能买100套；而后来的一个亿，最多买20套吧。
左方的市场营销成功了，不仅给《南周》带来收益和社会影响，也无形中削弱了报纸的D性，增强了传媒的商品属性。
《南方周末》的经济效益，虽说不能让“党报”改姓，但至少它的“子报”可以暂时过继给“钱家”了……
09走钢丝的左方
《南周》的市场营销成功了。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种成功并不太难。
那是一个阅读的时代、思考的时代。人们带着强烈的求知欲，补文化思想课，补政治经济课；那也是一个想入非非、骚动不安的时代，还有许多人是带着强烈的物质欲，补财富课，补成功课，渴求快富、暴富……
于是，满足这两种欲望的书籍、报刊在八十年代大量涌现，并很有市场。
那是编辑部和出版社的黄金时代。
那时有太多的书报亭，太多卖书报的地摊。那个时代发行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报刊很多；像《读者》、《知音》、《故事会》的发行量都远远高于《南方周末》。
只是那些软性的、甜腻的、鸡汤式的文章，那些耸人听闻、撩拨人心的地摊文学，不可能在新闻和文化思想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南方周末》不仅要发行量，还要有美誉度、权威性，还要能让最有文化、最善于思考的人——大学生、中老年知识分子，购买和阅读；甚至能让学者及各路精英关注《南方周末》、为其写稿……
我在《南周》时，就曾经请秦晖、金雁、茅于轼、郑也夫等人为我的版面写稿。
这场攻占文化思想阵地的战斗，远比攻占市场艰难。
从1984年一路走来，难关不少、惊险重重。用走钢丝来形容左方14年的《南周》之路，一点不为过。
走这条钢丝需要高超的技巧和智慧，左方必须小心翼翼地走，必须谨慎地把握分寸、把握时机、把握平衡……
如果他从左边掉了下去，那他会痛失“爱子”；如果从右边掉下去，他就只能成为一个赚了钱、出了名的书商、报贩，只能给新时期的新闻史、报刊史留下一些好看的数字和曾经的热闹。
《南方周末》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更难的关卡要过……
第二次扩版后的《南方周末》，将会以什么样的新面目与读者见面？ 带着雄心而来的我，能不能与左方、与《南方周末》相伴而行？
10、我的“创刊”号
我负责扩版后的两个栏目：“域外经济”和“社会观察”。
我更看重前者。发行几期后，我建议改名为“世界经济”被批准。
在“域外经济”策划报告中，我描述了世界的三种主要经济形态：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东亚新兴国家带有儒家文化色彩的威权资本主义；以及，俄罗斯、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经济。
我的重点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前社会主义国家。
我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有过近距离观察和研究。我认为，中国的近现代史与他们有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因此，我们与这些国家有相同的现实问题——将以什么方式，从绝对的国有制转型出来？
我在策划书里明确表示，东欧俄罗斯转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的经济改革十分珍贵。
我将前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报道重点，还有一个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官员与学者，都是面向西方、心向西方；这不仅是意识形态从“政治挂帅”向“发展是硬道理”反转使然，还出于实实在在的利益考量：官员去西方考察，可以见世面、“开洋荤”，可以带回进口冰箱、彩电（出国指标可以在国内购买）；学者们则可以从欧美（主要是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得到访学资助、课题津贴。而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很穷，根本不可能资助访问学者。因此，对这些与我们同病相怜的转型国家，我们的认知严重滞后。
我希望补补这一课，希望能让《南周》的读者知道，东欧、俄罗斯在经济转型中都发生了什么？
这不算什么野心勃勃的计划；我想，这只是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最应该做的事。
在“域外经济”的创刊号（1996年元月1号）上，我集中编辑了三篇有关捷克“大众私有化”的文章。我下一步计划是，将波兰、匈牙利、捷克、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非国有化过程，逐个展示给《南方周末》的读者。
我的创刊号主题是：“大众”在非国有化过程中的地位和利益。
可就在创刊号出报前，左方突然打电话给我，要我赶紧准备稿件，以替代那三篇中的两篇。
当时已是深夜，我诧异地问，“哪两篇有问题？”
左方回答：“哪一篇都没问题，但放在一起就成了问题。”
最终，只给我留下了一篇——篇幅最小、最没分量的一篇。
左方没有告诉我，这个撤稿指令来自哪儿？但我估计不是左方，而是《南方日报》副总编李孟昱。一般重要稿件都要报到他那里终审；何况是这个版面的创刊号。
我作为中国最开放的一份报纸的编辑，才刚刚开局，棋路就被封死了。
后来细想，无论是谁下的封闭令，都可以理解。彼时，前社会主义国家私有化浪潮尚未波及到中国。官方谈得多的还只是“下放企业管理权”而非产权；而在经济学界，国企改革只在酝酿和悄悄地谋划中。那时，经济学家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提国企私有化。他们只是谈“双轨制”，谈“股份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厉以宁，当时有个外号，叫“厉股份”。
当然，也可能这位《南周》的上级主管，并非不了解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改制；但作为党报负责人，他当然会站在D性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分家——无论是将国有资产分给“大众”，还是分给精英、权贵！
总之，在1996年，中国的非国有化还不是个大问题。但仅仅几年之后，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重要到严重地影响了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格局。
进入新世纪不久，中国的非国有化浪潮狂飙起来。与东欧国家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与他们有过的“大众私有化”不同，我们的非国有化叫MBO运动，即以管理权换产权。说白了就是没有“大众”的份，而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厂长经理们，则可以无偿地占有国有资产。
那时，经济学界发明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冰棍理论”，为这种占有制造舆论。
当年最走红的经济学家张维迎说: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
另一位清华教授，更进一步，说这支冰棍是“是大热天里的一根冰棍”不赶紧吃了，就化掉了。
问题是怎么吃？
这位清华教授给了三个假设：“一个是少数人把它吃掉了，第二个是一人来一口，第三个是谁也不吃让它化掉”
不用说，首先要排除的是让冰棍白白化掉；第二个选择，每人来一口，也不予考虑，因为冰棍没有了，谁的饥渴也没解决；最终的选择当然是少数人把它吃掉最好；虽说不公平，但至少解了一部分人的燥热（发财的焦燥和狂热）……
清华教授说得很形象，也很婉转，没有张维迎那么直白。
张维迎将动机说出了：“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
什么叫“产权和管理权合一”？那就是承担管理和服务的管理者，无偿地占有了主人的财产，管家、保姆变成了主人！
总之，有了经济学家们的论证和鼓噪，几代国企人在低工资、低福利状态下，用辛勤劳动积攒下来的国民资产，一夜之间便成了厂长经理们的第一桶金。
这个公开的国有资产抢夺浪潮持续了两三年，直至2005年5月，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联合下文，叫停了大型国有企业的MBO；但中小国企还可以继续MBO，也就是所谓的“抓大放小”。
只是这份中央文件对“中小国企”实行MBO，设定了五个限制：
①改制方案要由产权单位委托中介机构制定；
②经营者不得参与转让决策等重大事项；
③必须公开竞价，严禁自买自卖国有产权；
④不得以被收购企业资产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⑤要做好经营者离任审计；
尽管对中小国有企业的变卖有五条禁令，但许多国资控股上市公司，在经济学家的帮助下，用“股权激励”等“曲线MBO”手段，仍然能轻而易举地将国民资产捣腾出去。这种在中小国企暗中进行的MBO运动，又持续了好几年。
从此，广大国企职工和他们的子孙，将很难在以后的财富竞争中有翻身机会。所谓“阶级固化”的起始，正是那场规模宏大的非国有化运动……
不知道后来，面对着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左方或《南方日报》的那位领导，是否还记得“域外经济”版创刊号的这段故事？
当初，如果允许我们在报刊上讨论这个问题，那么，那场国民资产的争夺战会不会是另一种结局？
当然，历史无法假设；况且，即使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要在报刊上谈论“大众”、谈论“大众”的政治经济权利；恐怕仍会有深夜打来的电话……
11《南周》第一个出国采访的记者
报刊都会有自己的目标读者定位，是偏重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
左方的定位非常明确：雅俗共赏。而且，他将两者推向极致，他说“要大雅大俗”！
我赞同他的策略：让草根和精英都能在《南周》中找到自己所需。
我的“世界经济”版肯定不属于“大俗”一端。我希望我的版面能触碰更多宏大主题，对世界经济大趋势，能有一点近距离观察和报道。
为此，我策划了第二个选题：东亚新兴经济体的集中介绍。
那时“亚洲四小龙”话题很火，它们的经济成就令国人羡慕。我想作一番实地考察，希望对它们的腾飞原因进行一点讨论。
当时出国游刚刚兴起，但只是跟团，还没有自由行。为方便签证考虑，我选择了“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和新加坡，以及被称为“亚洲第五条小龙”的马来西亚。
《南方周末》没有出国采访的先例。
我说服左方：《南方周末》要从地方报纸中崭露头角，必须有全球视野，何况我管的是世界经济版；我还说，将自己的记者派出去本身，就能显示《南周》的眼界和格局。
为了不让左方为难，我提出两点：签证手续我自己办理；出差补助按国内出差标准报销……
左方同意了我的请求。
这次出国采访效果不错。香港采访了港府布政司首席经济主任，走访了面对精英层的财经报纸《信报》；新加坡采访了“新加坡改革之父”吴庆瑞的智库团队和新加坡电视台财经频道；马来西亚采访了国际贸工部部长及《南洋商报》主编……
因为有按国内出差标准的承诺，我出行安排很俭朴：新加坡住在吴庆瑞助理陈教授家里，吉隆波则是唐人街每晚70多马币的廉价旅馆。当时马比对人民币的汇率是1：3，也就是200多人民币，不超出《南周》的报销标准。
不过这种廉价旅馆让我尴尬过。那是采访马来西亚国际贸工部部长之后。
马来西亚政府所在地距市区很远，部长建议我搭他的车回市区。同车还有他的司机和保镖。一路上我很忐忑：担心部长知道我住那么破旧的旅馆，丢了中国记者的面子。到了市区，部长问我住哪家酒店，我赶紧回答，“我要买点日用品，随便将我放在那个商场门口就是。”
尽管此次出国访问很是低调、很俭朴，一回来，编辑部还是有同事问及，“听说你去了趟新马泰……”
新马泰是当时旅行社的经典旅游线路。我很无语。
这次采访，一共在自己版面上发表四篇，其它版面发了一篇。还好，都没有遇到麻烦。
那四篇经济报道，用了一个统一的副标题《——寻访“看得见的手”系列报道》
我选择这么一个角度，是因为当年“看不见的手”这个比喻十分流行、时髦。似乎全中国都达成共识：只要将中国的改革大任交给这只“看不见的手”，一切经济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开放、境外资本、市场经济，的确给中国经济注入巨大活力，“看不见的手”对统制经济的冲击，的确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沿海地区的财富增长远远高于内地。
但资本和“看不见的手”同时带来许多问题：广东出现了不少“血汗工厂”：加班加点、工伤频发，打骂工人、让职工集体下跪；还有，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假烟、假酒、假药，无人问责……
究其根源，八十年代伊始，整个学界以宗教般的虔诚，信奉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而整个官场，则都在“补市场经济课”，都在强调“按市场经济规律办”，而非按法律、规章办！
那时，整个社会对市场崇拜有加，对资本崇拜有加，各级政府对外商、外资的服务之周到、之殷勤，个个堪称模范“公仆”。有媒体赞扬一些镇长、县长，对外商24小时开着手机，随叫随到；甚至，许多地方政府和官员直接参与到财富的创造……
这种形势下，我觉得应该敦促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担负起监管责任：监管市场、监管资本，保护工人的权益不受资本的盘剥，保护消费者在市场环境中，不受贪婪、暴利掠夺。
我敦促“看得见的手”必须作为；但同时也强调，它仅仅是裁判，而不是运动员，是监管者，而不是财富的创造者、占有者。因此，我的开篇标题便是《香港：政府的角色不是创造财富》。
《寻访看得见的手》系列刊出很顺利。只是在发第四篇时，有位同事突然问我“还要写呀？！”那潜台词是，这个主题值得连篇累牍地写吗？我感觉，他传递的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
我自己也开始怀疑这个话题是否太多余、太“小众”了？直至两年后，在首都机场，看到有卖《南方周末》精选本。买了一本，打开一看，头四篇，正是我的《寻访“看得见的手”》系列报道：
《香港：政府的角色不是创造财富》
《马来西亚：亚洲第五条小龙》
《马来西亚：可有灵巧的手指？》
《新加坡：哪只手更有力？》
后来，见到左方先生时，说起这件事。他说，不是《南方周末》出的，应该是哪家杂志或出版社买下了版权编选的……
12真话、假话都不说，那说什么？
在《南方周末》，左方先生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绝不要说假话。”
这句话被外界称为《南周》的“报训”，成为美谈。
我当然赞扬这样的办报底线。
但如果，将这句话颠倒过来，“不说假话，也不说真话”，那会是一番什么景象？
对老百姓来说，什么话都不说，当“沉默的大多数”，守住道德底线，是好事。中国曾经“黄段子”风行，在官场的酒宴上，“黄段子”成了活跃气氛、亲密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我想这大概是不敢说真话，又不愿意讲假话、空话的黄色幽默吧。
可我们是媒体，我们不能沉默，也不能说“黄段子”；我们必须对读者说话。如果真话、假话都不能说，难道说废话不成？
这是一个悖论。
为应对这样的尴尬，左方创造出“三玩”策略——“玩人性，玩文字，玩版面”。
当然，左方的“三玩”，仅仅是为了应对市场。他说过，九十年代初，《南周》发行量“曾经从40多万份跌倒20多万份，后来逼着我搞‘三玩’，把它搞上去。”
“三玩”不适合我的性格，也不适合我的栏目。我尤其不喜欢“玩文字”的空洞和肤浅。
当年，我们《南周》的一位“才子”，与广州一位以写“小女人散文”出名的“才女”，在《南方周末》上搞过“男说、女说”的对话，好像还是连载。
内容记不清了；其实，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内容，还开玩笑地问过左方先生“他们在说什么？”
左方笑答：“我也不知道。”
单凭左方的这次回答，就能断定，先生所谓的“三玩”，只是无奈之举。
要将我的栏目办好，“玩”肯定不行，也不愿意。我仍在争取有深度、有现实意义的稿件。
终于有了一次机会。
波兰前副总理萨道夫斯基访华，波兰大使馆的经济、科技秘书兹比格涅夫．波兰赤克先生联系我，说副总理是经济学家、也是他的老师，问我有没有兴趣采访他。
我当然有兴趣！
因为我有一部写东欧改革的长篇报道在《中国青年》报上连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大使馆都曾经联系过我、邀请过我。因此与他们有些往来。
兹比格涅夫．波兰赤克先生介绍说，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副总理，曾经主持过波兰转型时期的经济工作。那期间，他以维护“大众”利益闻名。
我的兴趣更强烈了，立即赶往北京采访。
这次采访是在波兰和中国的经济转型刚开始不久的大背景下进行的。那是一个强调市场经济、强调经济增长、比拼GDP的时代。
但四个多小时的采访，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副总理谈得最多的，不是经济增长、经济效益，而是“社会公平”、“社会进步”，以及“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
采访中，萨道夫斯基教授不止一次提到“社会目标”这个词，并将其与经济目标区别开来。
他对“社会目标”的定义是：内容广泛的社会公正，包括向所有的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收入、分配公共的商品的获得权、人权的保护、社会机会均等，以及社会的团结和凝聚。
在这个高度经济化的时代，教授能有这样的关注点，的确难能可贵。
那时，几乎所有的人在谈论经济变革、经济增长，这使人不无担心地想起那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人们只谈论政治、革命，并且最终将“革命为了人”颠倒成“人为了革命”，而人的生活和命运反而退为其次,沦为工具和手段；如今，如果只谈经济而忽视人，我们会不会因此忘却“以人为目的”，而将人沦为经济发展的工具？
副总理将“社会目标”放在“经济目标”之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因此将那次采访的标题定为《关于发展与进步的对话——访波兰前副总理萨道夫斯基》。
采访波兰前副总理萨道夫斯基（左起：作者赵启强、萨道夫斯基、兹比格涅夫先生）
下面是这次采访的部分对话：
赵启强：我非常赞同先生强调社会目标的提法，因为致力于经济发展是当今全球性趋势。在这种形势下，的确非常有必要强调经济的高增长要以社会的进步为目的，否则发展经济将变成目的，而忽视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萨道夫斯基：追求效率和社会目标之间的矛盾，的确是今天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不过在效率和平等问题上，波兰还有另一种观点，他们坚持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必须面向社会，这不仅出于理性和道德的原因，同样出于纯粹的现实考虑。
赵启强：后者应该属于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吧？即努力使资本社会化或者是让资本的统治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社会力量的制约。
萨道夫斯基：令人吃惊的是，这种观点在波兰的一些右翼政治团体那里也有所表现。
……
赵启强：现在，理论界，有很多人都强调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是任何一个转型中的社会所无法避免的问题，并认为这对于一个转型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萨道夫斯基：但问题是，收入和财富的多大差别，为社会所能接受？政府在医疗、教育、科学和文化发展方面的责任范围究竟有多大？这是制定政策的人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就会出现在经济增长导致某些人富裕的同时，却没有增加社会大多数人的福利，从而导致社会的不公平……
……
赵启强：先生多次提到社会成本、社会目标，并强调它们比经济目标更加重要。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市场经济可以促使物质财富的高度增长，却不一定带来必然的社会进步？
萨道夫斯基：是的，市场经济必须有社会发展目标来补充，分配不能只靠市场调节，它还需要政府用正确的措施和具有长远眼光的经济政策来支持……
（ 赵启强：《关于发展与进步的对话——访波兰前副总理萨道夫斯基》》《香港信报》1996年1月5日）
这篇为《南方周末》“域外经济”创刊号准备的稿件，是在香港发表的；因为，稿子在《南周》没有通过。
没有被通过的稿件当然还有。约来的稿件中有哪些没通过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北京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因稿件没被采用打电话到编辑部，一字一顿地喊出我的名字：赵-启-强！
他很愤怒。
我自己没通过的几篇大稿子倒还记得，是写叶利钦时代私有化的启示，写在野后的俄共对“国家”、“国有化”的态度……
这几篇都只能有在香港发表。
那么，我在《南方周末》应该发什么的稿件？
13告别《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是以敢于批评而在读者中走红的。
但实际上，批评的上限是县团级以下（好像有明文规定）；另外，有几个系统是决不可以批评的。
有一次因触碰到××部的“外商服务公司”，《南方周末》就差点停报。多亏当时主政广东的政|治|局|委员谢非力保，才存活下来。
所以左方提出“打土围子”战略，进行突围。就是对乡镇级别的违法乱纪，以及社会黑恶势力进行曝光；有时，也敢碰碰派出所。
一次，有一篇来稿，写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妇找人“借种”，被B市东区派出所民警，以“嫖*卖淫”要被收审关押相威胁，对他们恣意敲诈勒索。把数万元现金掠夺一光。当事3人一怒之下，合谋找到民警陈某的家，把陈某和他幼小的儿子都杀了……
这篇报道在《南周》的“法制版”上，以《袭警案》为标题发表后，公安部高度重视：两次批示，一定要查清楚，如果属实，将严肃处理和整顿“B市”公安局和那个“东区派出所”，要对舆论有个交待……
落实的结果是，整个事件是投稿作者编撰的！
这是《南方周末》的一次重大失误，也是另一次生存危机……
批评难，是《南周》的发展瓶颈，而没有了批评，哪来的“舆论监督”？没有了“揭露性报道”，哪来的《南周》的辉煌？
我在《南周》没有批评过任何单位和任何个人！也没有去寻找具有轰动效益的稿件。但我估计，被撤下的稿子中，我的最多。
我并没有触碰我们国家的任何事情——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仅仅想有一点制度层面的观察和思考……
仅此而已。
但每周的报纸还是得出：约稿、选稿、排版、校对。我必须要找到可以发表的稿件。
记得有一次发表了茅于轼先生的一篇小文章，标题好像是“外国不收机场建设费”。
在周一的会议上，徐列说这篇文章反应很好。
徐列是编辑室主任，我的稿子被撤下来，当然不是他所为，但他应该是知道那些稿子的。他的赞扬是否在表明某种价值取向？
我很难判断。
长此以往，我在《南周》还有什么意义？尽管住着《南周》给我租赁的房子，拿着高于我电视台八倍的工资。我于心不忍。
于是，找到左方。我说，你以那样的规格将我请到《南方周末》，可我根本不能发挥作用。像目前这样，任何一个新闻系毕业的学生，都可以坐我这个位置……
我还说，“我还是先回去，至少拍电视剧还可以挣钱；等以后形势好转，我再来做报纸……”
那时，我怀念八十年代的开放，而忽视了九十年代的包容。
我真是不识时务啊！
左方放我走了，但他记住了我临走时，仍然保持着做报纸的热情；几年后，他真的来找我了。
这是后话。
其实，与我同样等待时机的左方先生，同我一样的不识时务……
14新世纪的新际遇
回电视台后，我重新启动了因为去《南周》而搁置的电视连续剧《寻找彭加木》。
这是远比做报纸辛苦的活：进楼兰、穿越罗布泊，动用汽车、骆驼、飞机，在沙漠里滚爬、戈壁上露宿，拍摄场景横跨两千多公里……但这活费力、劳累，却不比报纸劳心、费神。
离开《南周》三年，拍了两部电视剧、一部大型纪录片。其中一部电视剧获了《飞天奖》；而且，还真像我跟左方先生说的那样，也挣到了钱，到上海买了房子。
即便如此，我还是对电视剧不感兴趣而总想着报刊，想着有一天，不仅可以说真话，还可以说有价值的真话；不仅可以让读者了解新闻事件的真实性，还可以从这些新闻报道中，得到些许审美情趣和社会思考；而电视剧则只是编故事。
于是，就想着无需编故事的报纸，想着《南方周末》、想着左方；而左方，也并没有忘记我……
2000年初，突然接到左方的电话，说他在海南，在一家很大的民营企业当顾问。这家企业想做文化产业；总之，与办报有关，让我立即去海南……
我激动起来，立即动身。
新世纪交替之际，资本向各个行业扩张，对媒体也不例外。当时的说法是可以将经营权和编审权分开，将广告、发行交给资本运作。一些亏损的小报、小刊都被一些文化公司买下，由资本运作了。
到了海口，左方亲自接我。那是一家有十多亿资产的民营企业。老板很年轻，对左方先生推崇备至，像对父亲似的。公司是生产饮料的，规模很大。厂里有好几条全自动生产线，还有自己的养殖场、种植基地。
左方想借助公司的经济实力搞报刊、搞文化产业。但问题是，公司扩张过速、过度，资金紧张，欠了银行好多钱，难以再得到贷款。
左方陪着我参观了公司的所有家当，见到刚建好的大厂房没有投入使用，好几条意大利进口的生产线，堆在厂房里，连包装箱都没打开……
当时的考虑是，要不要从已经吃紧的资金里分出一部分来做文化产业。
正在犹豫、策划之时，公司迎来了另一位来头很大的媒体人——某央媒的副总编辑。他是副部级。
此人不仅级别高，新闻界更是鼎鼎大名。
有他的加盟，左方先生和我的一些策划就显得格局太低了。
他花了好几十万，请港台的公司作了个文化产业的商业计划书，好厚一本，洋洋洒洒几十万字；老总给了他一间130平米的办公室。他要求高规格装修，说要达到可以接待政|治|局|委员的标准；他还将一位级别很高的记者要到海南当助手。那位助手才三四十岁，是辞职而来……
后来，年轻的老总将董事长的位置让给了他，寄希望他能让公司度过资金链断裂的危机；因为，他与海南的主政者和海南银行高层都有关系。
看到这种架势，我对左方先生讲，算了吧，我们不是一路人，很难在一起做事的……
这一次经历所涉及的，并不是左方所娴熟办报理念和策略，而是新世纪的“新政治”。
前面说过，左方在《南方周末》的成功，主要受益于前辈报人传授的谋事之道，那就是把握好报纸与政治的关系。所以不能说左方先生不懂政治；但2000年在海南遇到的政治要复杂得多。真是此政治非彼政治：八十年代的政治是如何挣脱意识形态的纠缠，而新政治则是如何与资本磨合；那是官场与市场，资本与政治错综复杂的算计、整合、经营……
左方先生显然不谙此道。
接下来是高规格的送别：年轻的老总在三亚最好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给我们定了两个房间。左方先生说，他是来过的，主要是陪我。
那几天，我们聊得很多、很深。
深入交谈就难免分歧，有分歧就难免争论。
记得有天晚上，在酒店的私家海滩上，只有我们两人，天很黑，还下着小雨，我们大声地争论，几乎到了争吵的地步。
我们的争论从基本的价值判断，到对当代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认识、评价，一致扩展到《南方周末》的办报方针——如何在精英与大众、资本与社会，发展与公平，激进与渐进之间表明自己的倾向性。我的观点是，在八十年代，资本对权力政治的冲击和解构，具有无比的历史进步意义；但今天，对资本的霸道和贪婪必须保留应有的批判态度——即使是没有与权力勾结的资本！
争论得很厉害，但并没有伤害我们的友情，以及我对先生的尊重。
15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
还是在2000年，左方又打电话，仍然是与办报有关，让我立即去成都见面。
我仍然是立即前往。我们俩都是理想主义。
这一次情况比海南明朗。那是一家小报，想借助左方的声望和经验，尝试一下“变蝶”的可能。
有过几轮谈判。左方的基本条件是，不仅接管广告、发行，编辑部要撤销重组。但碍于当时的政策（编审权是不能外包的），左方提出，原编辑部人员不再从事采编工作，但一个也不辞退，全部由报社养起来……
许多细节记不清了，但对左方的最终表态记忆深刻：“投资8000万，三年，再造一个《南方周末》。”
这次成都之行，依然是无果而终。对方（包括那家小报和他们找到的投资人）的底细不是很清楚：这8000万到底是拿不出，还是不愿出？
今天想来，都有可能； 8000万不是小数目；而在2000年，谁如果有8000万，完全可以在股市、债市，在资产重组市场，轻松地挣若干个8000万，谁愿意在挣快钱的时代，投出8000万，等三年之后才见成效？
如果说，海南之行我们的理想失之于政治；成都之行，则完全失之于资本。
两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丛此才不再有做报纸的理想；今天看来，这种现实主义考量，是非常正确的……
现实主义真好！
16望着《南方周末》的背影……
我与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2010年，在他广州的家里。那一次，左方仍然是谈报纸、谈《南方周末》，《南周》的成就和委屈仍然占据着他的全部身心；尽管他已经完全不能影响当时的《南方周末》；尽管，此时的《南方周末》与左方模式已经相去甚远……
但无论如何，左方的理想主义，毕竟创造了《南方周末》的辉煌——它被誉为“中国深具公信力的严肃大报”；而《南周》人，也辉煌过——出了那么多媒体老总、大亨……
新世纪以来，左方时代的记者、编辑大多成了报刊或网站的老总，从而让《南周》得到了“中国新闻界的黄埔军校”美誉；
这是左方的骄傲。
然而，他有遗憾吗？我始终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就如我始终没有问过他，我在南周时的那些稿子是谁撤下、为何撤的一样！、
是啊，骄傲和羞愧，辉煌和遗憾，不仅看《南周》人自己如何感受，还得看外界如何评说？
进入新世纪之后，曾看到过对《南周》的不同评价：
“《南方周末》之后，已经没有知识，只剩下学术口红和私人怨毒”；
“《南方周末》……再一次袒露了中国自由主义的贫困。‘自由’不反对被利用来‘谋食’，但显然反对仅仅被利用来‘谋食’”……
有趣的是，《南周》的读者，无论褒贬，都将新世纪作为一个节点——
褒奖者望着《南方周末》的背影说，“他光荣地到来，他光荣地离去”；而异议者，则认为《南周》的“精英意识”，主导的其实是缺乏大众情怀的贵族制；于是，他们望着《南方周末》的背影说，“他高高在上地到来， 他高高在上地离去”……
当然不同意如此的评说——两边都不同意！
左方时代的《南周》的确有过辉煌和骄傲；但我想，如果这个“新闻界的黄埔军校”，在造就媒体领导者的同时，还能出许多如萧乾、柴静那样的报人、记者，出许多如《贼巢》（詹姆斯B斯图尔特。资深记者、因对内幕交易丑闻的出色报道而获普利策奖。被称为“记者的楷模”）、《柏林日记1934-1941 》、《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William L.Shirer）《芝加哥论坛报》和《环球新闻社》记者）那样的经典新闻作品；那么，《南方周末》的辉煌将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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