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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 1988》 张新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
年轻的沈从文，觉得文学是个能独立存在的东西，立志要用半个世纪的努力做好这件事，“和世界上最优秀作品可以比肩”。具体点说，他曾以契诃夫为标杆，然而世事无常，1949年后他放弃了已经成就不凡的文学创作，从此直至八十年代因为时势变化，以及海外夏志清、司马长风等人沈从文研究的内输，沈从文小说得以一浪高过一浪的再版重版，这当中的三四十年，沈从文都经历了些什么？近年不少文章、专著都探索了这一问题，个人觉得张新颖教授这本《沈从文的后半生》，给出了最翔实、最精彩的答案。 很多人知道，沈从文1949年以后改行做文物研究，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概括，“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他们就从这一点出发，稍作进一步调查便开始大发感慨，抒情议论，天才的毁灭、政治的牺牲云云。话都不错，但是说和没说区别不大，最多间接证明沈从文封笔时，文学成绩已相当了得——因而才会引发感慨。我的意思是，无论从文学的角度、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心理的角度、人性的角度来考察沈从文的后半生，都不能从一些结论蹦到另一些结论，结论不重要，重要的是到底这三四十年，沈从文经历了什么，日常生活上、心理建设上。
我说《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最精彩，一大原因就是它尽量不给结论，只管从细节到细节，依靠海量的沈从文作品、书信以及一切相关档案的细读与爬梳，基本做到了把沈从文请出来亲自给我们讲故事，而不是在帮沈从文下结论。对此张新颖是自觉的，他说：“我尽可能直接引述他自己的文字，而不是改用我的话重新编排叙述。”这样的治学态度、传记书写的态度以及研究成果，以我个人目力所及而言，当下还真是罕有。 不过趣味这东西，真的是千差万别，肯定也有人对这种叙述者尽量隐身的写法不以为然。我欣赏的一位青年学人读完《沈从文的后半生》，就和我上述意见正相反，他觉得描述居多，分析不足。他说这本书给出了“what”，但想知道“why”，则付阙。对此我的看法是，“what”是有标准答案的，而“why”没有，它应该靠每个读者从这些“what”中去感受。习惯听别人给出“why”不是什么好习惯。但我明白，这也只是我个人的趣味而已。 我读《沈从文的后半生》，解决了一些原来的疑惑，比如那样一场社会转变带来的个人噩运中，不少貌似坚强的人都选择了自杀，而沈从文这样一个貌似娇弱的文人，靠了怎样的信念“苟活于世”？ 1952年元月，在四川农村参加土改的沈从文刚过完五十岁生日，参加了一场批斗地主恶霸的五千人大会，回来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说：“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行列，逐渐消失到丘陵竹树间。情形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任何书中都不曾这么描写过。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如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特别是在山道上敲锣打鼓，奇怪得很，总不会如城市中热闹，反而给人一种异常沉静感。” 人生半百的这段话，也许是沈从文后半生活下去的根基。轰轰烈烈的历史大事，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以沈从文对土地的一贯深厚情意，不难明白这样的感触对他的震撼，他要从此化身土地。而土地的意象，一面指代着被千万人踩在脚下；另一面又指代着坚实、沉静、春种秋收、亘古万年。 有此感触后不到一个月，是旧历新年，沈从文孤身一人，用纸笔通过回忆串联起个人生命的历史，并将由此得来的感慨，汇入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去考量：“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不留下，过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随同历史而动，永远是在不可堪忍的艰困寂寞、痛苦挫败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来，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对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热情。虽和事事俨然隔着，只能在这种情形下，将一切身边存在保留在印象中，毫无章次条理，但是一经过种种综合排比，随即反映到文字上，因之有《国风》和《小雅》，有《史记》和《国语》，有建安七子，有李杜，有陶谢……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连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 内心激越，奔向“庄严”的1952年过完，1953年，沈从文相继在《光明日报》《新建设》等杂志发表文物研究论文，作为文物研究者的他正式“亮相”。依我看，所谓“后半生”，大幕至此才真正拉开。 体会沈从文的后半生，还有一点强烈的个人体会，虽然不恰当，但想不出更好的类比，暂且借用与佛家所言“戒、定、慧”三学来表达吧。沈从文戒了文学写作，又因自身的根基好，很快升华到与“庄严”接轨，又借助巴赫、莫扎特音乐内在的崇高加固自己的定力（书中有专门章节叙述他与音乐的关系，其中不乏理解他后半生的密码，此处不赘述），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漫长的修行之路，以抵达智慧彼岸。而对于这条修行路，也真没什么可说的，只看能否安心前行，坚定前行，无论在哪儿，什么情境，什么遭遇，能不能不怨不悔，坚持不懈。 沈从文说的是：“我一生最怕是闲。一闲，就把生存的意义全失去了。”所以他在不能创作小说之后，继续沿文物研究的道路前行。后来连文物研究也不让做，人生被逼到透不过气，他又选择了五言诗。他要用五言的形式，在缩短文、白，新、旧差距的方向上努力……这样的人生选择，这样的坚定前行，已无限接近教徒的苦行，令人尊敬。从这一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后半生，做了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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