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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沙俄签订了《改订条约》（《伊犁条约》）沙俄交还了特克斯河谷约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和通往南疆的穆素尔山口；放弃了俄国货物由嘉峪关运进关内的要求。中方作为报答，割让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1万多平方公里，而且赔款额由五百万卢布增加到了900万卢布（约合509万两白银）。
即使如此，左宗棠在西北的作为也使他的政治声望获得极大提高。不但在国内，左氏在国际也获得了极高评价。欧洲列强认为他是中国最能打仗的将领，名副其实的“第一帅”。此时的左宗棠在晚清的名声达到顶峰。
匈牙利人赛切尼伯爵来到中国后前往拜见左宗棠，他在日记中说“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因为我有幸能亲眼目睹声名远播欧洲的中国最高的官员。他不仅是人人敬仰的智慧的国家领导人，勇敢而幸运的军事统帅，他还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亲切对待外国人的中国高官”。
有英国人评价说：中国还迫使俄国做出了它从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出来了。
西方媒体对左宗棠在西北的用兵评价为：平时欧洲轻料中国，谓中国人不能用兵，今观中国之恢复回部，足令吾欧人一醒也。
李鸿章和曾国藩关系并非我们想象得那么好，左宗棠和曾国藩关系并非那么坏：以曾纪泽为例
曾纪泽在谈判中虽然为中国夺回了许多利益，但如果没有左宗棠的武力支持，是根本无法做到的。但他割让领土的心思却并不为左宗棠赞同，在他设定的底线中赔钱是可以。
钱赔了还可以赚，但领土丢了可是永久的事情。钱赔了此生此世可以赚回来，但领土丢了则很难被收回，特别是对手很强大的情况下。
曾纪泽在左宗棠及其后任者刘锦棠强大军事后盾下，本来可以利用数月的时间得知沙俄的国情，从而利用有利形势得到更有利的条款。
当然，也许，作为当时的外交家并不懂得收集情报的重要。在当时，曾纪泽与李鸿章较为接近。其原因很简单。左宗棠与曾国藩交恶对于曾纪泽不可能没有影响。
李鸿章一直对外宣称为曾国藩弟子，对于曾家也是礼遇有加，在当时，曾纪泽受李鸿章外交思想影响较深，深受曾李洋务运动路线的影响，到后来，曾纪泽才向林左洋务运动路线靠拢。由此可见，曾左矛盾更多地是表面的，曾国藩的众多兄弟和子侄与左宗棠关系并不差。相反，李鸿章更看重的是曾国藩的权力，正如他推荐曾国荃而非曾纪泽那样。
人们常说的“中兴三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虽然同属改革派，但两派在“师夷长技”上的相同，并不能掩盖后者“以制夷”的分歧。
在对外上，左宗棠比曾国藩强硬，曾国藩比李鸿章强一些
左宗棠并非一个“唯战是图”者，在左宗棠眼中，是战是和不仅仅是“武器”，更在于民族精神、民间协助以及当时的敌我双方国内外情况。能否胜利是综合因素，而非仅仅一方面的原因。古今综合说来，能否战胜要看以下因素：
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民族自信心、统帅智力、国内情况、对手情况侦查等，每个因素下面又有不少小的因素，例如军事实力包括武器、军力部署、军人素质、补给、战略等。而“中兴三杰”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三人在对外战争中的关系能否取胜则有着本质的不同。例如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是“唯武器论者”；而左宗棠则对于民族精神、民间武装、补给等极为重视，同时，对于对手情况侦查也非常警觉。
例如，对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点上，曾国藩就比左宗棠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儿。例如，对待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签订的《中英江宁条约》，二人就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例如，曾国藩称其为“万年和约”，他说，“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左宗棠却反而认为：和戎自惜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
很显然，左宗棠一眼看出了19世纪欧洲列强的本质：得寸进尺之后完全吞并。
对于豺狼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准备好猎枪和柴刀。
正因为曾国藩和李鸿章“对内强硬，对外软弱”路线，与左宗棠的“对内强硬怀柔相济，对外张弛有道”的路线产生纷争，由此，李鸿章和左宗棠成了一对冤家，最终到了不至对方于死地誓不罢休的地步。
在权势上，李鸿章的权势要比左宗棠大得多，其原因除了李鸿章会做官以外，平心而论，在西北之战前，李鸿章的战功在左宗棠之上也是不争的事实，再加上左氏手下武将学历较低因此在地方权力分配时就处于下风。再加上，左宗棠与曾国藩的矛盾，更使得一些朝中重臣不自觉地归属到了李鸿章这一边。
那么，曾国藩和左宗棠的矛盾到底是什么呢？有些人认为这是曾左使的计策，是为了防止清廷因为“权力制衡”而卸磨杀驴。这种因素，本人并不坚决反对，但根本上二人即使没有这一方面的考虑冲突也在所难免。
曾国藩被人称作“古今第一完人”，左宗棠和这样的人发生冲突，在许多“知识分子情结”比较严重的人眼中。曾国藩作为一名大学生，左宗棠作为一名高中生，他们的品德高下立判。然而，事情并不简单。左宗棠由于和民间、军旅接触了的大半生，他的思想内评价一个人是否是好人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言行合一。然而，曾国藩虽然对于宋明理学的研究很深，但并没有严格按照理学要求严格执行。
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讲究三十二德，它们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智勇仁厚俭忍诚朴；宽恕贞静节烈勤刚；慈悲喜舍超正酒大。其中分内德十六：孝悌廉耻、礼俭勤贞、正智勇朴、节烈刚舍。在这三十二德中，他在孝悌礼舍俭、忍节烈勤刚十德的执行中惹人敬佩。但在“诚”“仁”“廉”“耻”“舍”“正”“信”等方面劣势明显。
例如，命令六弟曾国华短暂出家这件事就很明显，曾国华在与李秀成对阵过程中，因为和一个寡妇产生了感情便深夜前往约会，被李秀成搜到后逃走。曾国藩以为弟弟已死，便上奏朝廷请求封赏。
二人的性格冲突关键在于出身不同，曾国藩长期在官场养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左宗棠长期受到压抑又长期领兵在外军人性格明显。久而久之，冲突在所难免。在思想上，二人又严重分歧。曾国藩忠君报国，左宗棠则以国家为重。由此，二人的洋务运动路线开始分离。
曾国藩与李鸿章在政治上是一条线路，又因为他们都熟悉官场世故。所以，他们在官势上要比左强。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和李鸿章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即使有改革之心，也是在改革与自我利益之间矛盾着的缓和改革。反观左宗棠这种纯粹的草根就不然了，他对于官场的潜规则并不了解更不想了解，常年带兵打仗使他的军人性格要高于政客性格。
军人性格就是说一不二、雷厉风行、即使对命令心有不服也会严格执行。政客性格则是处处要以利益盘算、做事瞻前顾后特别要获得领导的授意及首肯、对不符合内心的命令往往阳奉阴违。所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冲突是早晚的事情。
将曾李说成是卖国贼的话，在今天的舆论环境里是要接受极大压力的。去除上纲上线后的真实评论来看，曾国藩要幸福于李鸿章，因为，以曾国藩的为人处世来说，假如他不死的话，晚清之后的各个不平等条约的签约人很可能是曾李二人平分。
曾李二人相比较，李鸿章的民族自信心丧失更加严重，由于较早地与西方接触，李鸿章对于西方的强大有着较深刻认识。因此，他更害怕与西方侵略者作战。
所以，我对李鸿章的总体评价是：主观卖国的意识应该是没有的，但因为其“民族自信心”严重缺失，所造成的主客观严重误国则不容置疑。
他在晚清中国失败的责任上说，纯粹以个人论是除了慈禧、咸丰、道光三个帝王级人物之外，是为第四大误国之人。同时，在打击“抵抗派”时，因他所造成的“自我失败”应该被追究。
因为丧失民族自信心，李鸿章固执地认定：中国根本无法与国外战争，谁主张打谁就是误国误民。
因此，在如何爱国上，左宗棠和李鸿章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然而，在改革、民生上，二人的意见高度相合。例如李鸿章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积极主张修建水利设施。
在某些时候，二人还互相帮忙。前者废除马尾学堂时，李鸿章就积极支持左宗棠保卫这一样洋务成果。然而，最终李鸿章、左宗棠因为“怎样爱国”“爱国、爱朝廷、爱个人”的顺序问题发生矛盾，这种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两人最终也决裂了。
左宗棠的顺序是：爱国、爱朝廷、爱个人
李鸿章的顺序是：爱个人、爱朝廷
曾国藩的顺序是：爱朝廷、爱个人、爱国家
李鸿章委婉弃疆论：没铁路这仗咋打呀，等建好再说吧
1875年慈禧未糊涂，面对李鸿章弃疆论，请左宗棠出面反击
左宗棠大怒：就是丢了命，我也要参你，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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