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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胡同里的“小宅门”（中等人家，与大宅门相应，戏称之为小宅门）也多为两扇对开。门上多写有门联，见得多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记世长”。可见那时门第、传承，同“诗书”大有关系。 “革命”了，就不同了。尽管最初宣传与策划革命的都是知识阶级，但真要“暴动”，冲在前面的倒多是斗大字不识一担的“革命先锋”——亦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读过几天书，对“革命”策划者的理论、方针、计划、措施评头论足，用起来不那么顺手，这在策划者看来就成了“革命”的“障碍”。 所以，革命的策划者大多贬抑知识阶层而抬高无知识阶层。即如《水浒》中的宋公明，最看重的还是那个持两柄板斧、不惜性命、唯哥哥之命是从的“铁牛”。于是，策划者便有了“书读得越多越蠢”、“马列主义读多了也会出修正主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一类高论流传。如果一定要读书，那就只读策划者的书。别的书呢？若与策划者的理论不合榫，大概就属于读得越多越蠢之列了。 不过，在“史无前例”之前，还没有走到极端，不听话的知识人是在不断整肃了，但各种书籍，尤其是大学图书馆，古今中外，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大多还是可以借阅的。有些书对学生不出借，但教师是出借的；有些书对一般人不出借，但对一定级别干部是出借的。所以然者何？说不清，就那样规定，毫不通融。 譬如，《金瓶梅》，在“我大清”时就列为禁书。民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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