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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持续肆虐，至今已夺走全球数十万人的性命，因此找寻解方就成为各国的首要目标。值此更应审慎面对之际，特朗普却早在众多科学试验结果出炉前，就不断对外宣称，“抗疟疾药物就是新冠肺炎的解答”。
然而，特朗普的发言引起医学界的抨击，指出在“抗疟疾药物”还未经证实的情况下，随意宣传其效用将引来更大的灾难。果不其然，巴西就传出使用高剂量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的新冠肺炎患者接连死亡的消息。另一方面，美媒《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也在4月13日刊登一篇“治疗新冠的虚假希望从何而来及随之而来的后果”，直批在还未经过严谨的科学实验，特朗普（Donald Trump）就宣称其疗效，是作出对抗疫情的最坏示范。
3月19日，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认为，根据我所看到的情况，这可能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东西。”
4月3日，特朗普又在白宫说，“羟氯喹……我不知道，看起来好像有一些不错的效果。这将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4月4日，特朗普再度强调，“你有什么损失？我再说一遍。你有什么好失去的？拿去用吧！我真的觉得他们应该拿去。”
4月5日，“就是这款对付疟疾的特效药，而且有迹象表明，它对这个（新冠肺炎）有效果。”
美媒《华盛顿邮报》于4月13日的观点文章中，首先罗列了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曾经就抗疟疾药品－羟氯与喹氯奎宁（chloroquine）的“赞誉”。接着，文章开始说明“抗疟疾药物”是如何成为特朗普眼中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编按：为有利阅读，本文有关羟氯喹、氯喹的药名，先以“抗疟疾药品”代之）
事实上，有关抗疟疾药物－羟氯喹、氯奎宁作为新冠肺炎病毒治疗的讨论，于今（2020）年1月在中国就已开始。根据华盛顿大学“知情公众”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n Informed Public,CIP）副教授史塔伯德（Kate Starbird）的说法，中国国家机构及其媒体、投资者曾强调：过去，抗疟疾药物曾被用来治疗SARS（编按：2005年的药物试验“未”进行人体试验）。位于武汉的冠状病毒研究中心也曾表示，这些药物可用于对抗新冠肺炎病毒。
消息传出后，美国斯坦福大学网络观察站的技术研究经理迪雷斯塔（Renée DiResta）在社群网站（Facebook,Instagram）上发现“抗疟疾药物”（羟氯喹、氯奎宁）的关键词往上升的趋势，从大陆开始扩散到尼日利亚、越南、法国等地。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2月底和3月初，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Aix-Marseille University）科学家Didier Raoult曾发表一篇有关“抗疟疾药物治疗新冠肺炎”的研究，使得法语网域上大量出现“抗疟疾药物”。
而美国也是因为这份研究报告进而开始关注相关消息。不过，许多科学家纷纷“否定”了这项试验，指出试验的方式存有重大缺陷。随后，刊载这份研究的期刊《国际抗菌物质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timicrobial Agents）于4月3日宣布，该研究不符合其标准。
“假说”漫步于美国社会
然而，当这份研究还未澄清之前，该“假说”就在美国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传播。根据史塔伯德教授的说法，美国第一批“推文”是由保守派作家斯佩里（Paul Sperry）在3月9日以及11日发布；接着，区块链投资人托达罗（James Todaro）在推特（Twitter）上也发了一条，并联结到他与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著名专家瑞加诺（Gregory Rigano）在3月13日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新冠肺炎“潜在”的治疗方法。
3月16日，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Elon Musk）也转发了前述的文章，并写道：“也许值得考虑使用‘氯奎宁’治疗新冠肺炎。”这篇“错误”的研究报告随后出现在许多名人的社交媒体上。
也因此，吸引了美国福克斯（FOX）新闻台关注，并于3月16日现身在著名主播英格雷厄姆（Laura Ingraham）的节目中。随后，交棒给予汉尼特（Sean Hannity）、卡尔森（Tucker Carlson）主持的新闻节目，并继续宣传这种药物的“可靠性”。
最终，到了3月19日，特朗普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提到了抗疟疾药物。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迪雷斯塔的分析显示，接下来的一周，这一说法在美国网络开始飙升；同时，史塔伯德也表示，特朗普的“首次”发言，瞬间掀起美国国内一股关注热潮。换言之，由于特朗普与他的“盟友”接连发声，使得抗疟疾药物的议题被大量关注，并散布于在美国社会各个角落。
“传闻证据”对科学界是一种侮辱
随着人们对抗疟疾药物药物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科学家却认为，这些药物的“传闻证据”只有“传闻”。在外行人看来，这话听起来可能并不坏，但实际上是对科学界是一种侮辱。
同时，美国国家过敏暨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特朗普的冠状病毒专责小组成员安东尼福西（Anthony S. Fauci）也一直强调，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抗疟疾药物能够作为治疗新冠肺炎“可行性”的药物。
事实上，美国疾病控制暨预防中心（CDC）曾在2005年使用“抗疟疾药物”治疗SARS，结果显示药物对细胞培养物有抗病毒作用。然而，在小鼠的研究中却没有起作用。根据明尼苏达大学医学教授鲍尔瓦雷尔（David Boulware）的说法，这是个“小红旗”（red flag指对这研究带有有警示、担忧的意涵）。此外，当时美疾控中心发言人也说过，这“不是临床试验（编按：抗疟疾药物未进行人体试验），也没有研究抗疟疾药品对人体的影响”。
目前，鲍尔瓦雷尔正在试验抗疟疾药物是否能够“预防或作为新冠肺炎初期的治疗”试验，但他说，“现在知道这种药物是否有效，还为时过早。”同一时间，世界卫生组织（WHO）、各国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抗疟疾药物的临床试验。但，WHO仍强调，该组织正在优先考虑其他疗法。
时间再回到3月29日，即便抗疟疾药还未获得学界完全证实，但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FDA）仍批准抗疟疾药物的紧急授权（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并向全国各地医院发放数百万剂量的药物。
美国FDA表示，“在评估签发EUA的标准时，根据现有的科学证据，确定有理由相信‘特定药物’（抗疟疾药物）对治疗新冠肺炎可能有效，且鉴于目前没有足够的、批准的或可用的替代治疗方法，又在已知和潜在的‘好处’超过已知和潜在的‘风险’情况下，可让‘特定药物’在EUA的条件下治疗这种严重或威胁生命的病毒”。
对于美国FDA的作为，就连美国前国安会医疗暨生物防御负责人鲍里奥（Luciana Borio）都无法认同，她认为FDA滥用了紧急授权的权力，并呼吁政府对药物进行随机临床试验。同时鲍里奥也表示，“完全没有一项研究，是足以证明这结论（抗疟疾药可治疗新冠肺炎）是可以进行下去的。”
“传闻证据”的后果
事实上，羟氯与喹氯奎宁是用于患有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药物。当这项“传闻”散布开来，即引起了这群患者与医生的恐慌，纷纷赶往药店购买羟氯与喹氯奎宁，导致该药品严重短缺。有患者因此反应，“无法获得所需的药品”。
此外，抗疟疾药物还有一些潜在的致命的副作用，如在没有医生的正确监督下服用该药，可能会导致心脏猝死等。这些危险而又罕见的副作用往往被人们在关注“可治愈新冠肺炎”当中埋没。
另外，还有一些人在听了这么多关于抗疟疾药物的消息后，误服了其他听起来很像抗疟疾药物的药物，试图预防新冠肺炎。像是近期美国亚利桑那州（Arizona）就传出一名男子服用类似氯奎宁（chloroquine）的药物，实为二磷酸铝奎（Chloroquine Diphosphate），并于清洗鱼缸的过程中死亡。
许多学界专家警告，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危机中，过于关注一种特定药物相当危险。这种关注可能会使研究人员和科学家对其他有希望的治疗方法视而不见。
年度最大的匹诺曹
在短短几周的时间内，网络的帖子、媒体和政客们把这款药物变成了“100%治愈新冠肺炎的药物”，误导了社会大众对其疗效的认识，造成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该篇文章认为，在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大家都应该听从科学家的建议。相对的，网络上的传言是最不可靠的信息来源，而政客们也没有资格提供科学建议，尽管他们的“心存善念”，但也没有资格向科学家建议。
特别是，特朗普对药物的不正确的评论，以及他在极少的、站不住脚的证据基础上鼓吹使用这些药物，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尤其，特朗普向社会大众鼓吹这种未经证实的治疗方法，以为是向社会表达希望，却导致原本依赖这款药物的人感到恐慌。文末，《华盛顿邮报》还颁给特朗普四个鼻子变长的匹诺曹木偶章，暗讽他是“年度最大的匹诺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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