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春的一天，中央书记处的一位领导同志来到何其芳所在的文学研究所，向他交待了一项任务：从中国过去的书籍中，选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宣传毛泽东主席的思想。何其芳接受了任务后，即着手组织文学所的有关同志进行编写。至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一书基本编成。在后来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选了这本书的一部分故事，印发给到会同志。何其芳得知此事后，就请毛泽东为《不怕鬼的故事》写个序。毛泽东并没有马上答应，而是要何其芳先写一个。何其芳遵嘱起草了序文，并几经修改后，呈毛泽东审阅。1961年1月4日上午，何其芳正在文学研究所专心办公。忽然，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何其芳接完电话后，显得异常兴奋。原来电话是毛泽东主席办公室来的，要他立即到中南海，毛泽东要谈他起草的序文。当何其芳赶到中南海毛泽东的卧室时，已有两位同志在座。其中一位正向毛泽东汇报当时农村的“辩论会”的情况。他说，名叫“辩论会”，实际成了斗争会。“以后叫商量和讨论会，大家都可以讲话。”毛泽东见何其芳进来，便又朝他说：“你不是也被辩论过？你服不服？”何其芳急忙回答说：“许多意见都是有道理的，对的。”“那么，你现在还有威信吗？还能够工作下去吗？”毛泽东接着又问。“还可以工作下去。文学研究所的同志过去可能有些盲目地信任我。经过这次运动，大家对我的错误能够辨别了。以后我正确的他们就相信，不正确的他们就不相信。”“你比在延安时候书生气好像少了一些。”经过这么一段对话之后，毛泽东开始谈《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他说：你的问题（指请他审阅稿子）我现在回答你。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何其芳才知道自己写的那篇序言只从“不怕”二字做文章，只讲战略上藐视，没有讲战术上的重视，因而就显得片面。毛泽东谈了对序文的意见后，又将话题转到了当时的国内形势上。他说：《易经》上有这样的话：“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物极必反。现在就是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现在要稳定下来。随后，毛泽东又谈到了逻辑学。他说：逻辑就是管写文章前后不矛盾。至于大前提正确与否，那是各种学科的问题。天文、地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逻辑学哪能管那么多。同年1月23日下午，何其芳又接到电话通知，毛泽东要见他。毛泽东还是在他的卧室里接见了何其芳。当时已有四人在座。毛泽东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说完，毛泽东把他加上的那一段念给大家听，像是征求意见。然后又传给大家看。稿子传到何其芳手里时，他急忙从头至尾翻看。发现除加写了最后一段外，毛泽东还在好几处地方做了修改。其中有两处是加写了这样的两句话：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毛泽东见大家传阅完毕，就接着对何其芳说，“不过还可以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内容。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有了上次的经历，这次告辞时，何其芳主动请示：“把主席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是不是再送主席看？”“再送我看看。”毛泽东回答说。第二天，何其芳即派人将稿子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当天就看了，并亲笔批示：“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在退回的稿子中，毛泽东又把上次加写的“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改成“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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