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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皇帝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从商周开始，“君权神授”的隐性思想就开始贯彻我国古代每一朝每一代，皇帝亦为“天子”，我国古代认为，皇帝的权力与使命是由上天授予的，而皇帝的真实身份是“真龙天子”。
在人的思想尚未被启蒙的古代，皇帝至高无上的身份是没有人敢于反对的。虽然中央官职体系也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更替日渐成熟，君臣之间的互相牵制也在潜移默化中有所体现，但是皇帝作出的决定基本是没有臣下会反对的。
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唐代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作出的一个决定：把监狱中的390名死囚放出来，让他们回家过年，等到年过完了之后所有人再回到牢里，等到秋后问斩。
人们都说讨论大唐就离不开要讨论李世民，与李世民所开创的贞观之治。李世民作为皇帝在位时，可以说是一名非常勤政为民的明君，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为唐代后期的繁荣强大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
但再怎么说，唐代好歹也是个法治社会，就算皇帝再怎么拥有一家独大的权力、李世民再如何勤政爱民，被判处了死刑的囚犯是没有转圜余地的，就算有过改判轻判的情况，直接把死囚放出去、还打算让他们过完年再回来，这件事无论怎么想都不太可能，毕竟谁想在牢里坐着等死呢？
就算年关将至，这些因为形形色色原因被判处了死刑的死囚犯，对社会来说都是不可姑息的危害，历史上也没有过把已经判处死刑的囚犯再度放出去一说。所以即便出于“人性化”考虑，要让囚犯们过上一个好年；即便是朝廷的“老大”唐太宗下的圣旨，也会在社会上引起不好的反响。
但是唐太宗李世民还是一纸诏书下下去了，把监狱里的390名死刑犯放了出来，并要求他们在过完年之后、重新返回牢里问斩。这件事情的消息一出，社会上的反响并不是很好，欧阳修曾就此事提笔论著了一篇杂文《纵囚论》，文中就对唐太宗放出死囚一事进行了批驳。
“上下交相贼”，就是欧阳修对唐太宗纵容囚犯一事作出的评价。欧阳修认为，你唐太宗李世民就算再怎么以明君自号、廉政爱民，也不应该违反大唐所规定的法律和法制。明君固然是对一个君主统治有方的褒奖，但就放纵囚犯一事看来，这件事并不能成为你唐太宗受到百姓褒奖的理由，这反倒有用“违背规定”来“追求名誉”的嫌疑。
至于欧阳修为何称李世民这一行为为“纵囚”，还得从我国古代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说起。这项制度叫“录囚制度”，其中的“录”就是“虑”，而这个虑并非考虑的虑，实则通“过滤”的“滤”。这样看来就比较好理解录囚制度了，录囚制度指的就是在一定的时间，或者隔一段时间，对监狱的囚犯进行“过滤”。
录囚制度早在西汉开始就已经存在，而“过滤”指的就是对监狱的囚犯进行筛查、审查以及做笔录。实行录囚制度的一般是地方的长官、郡守，有的时候皇帝也会亲自进入监狱进行录囚。实行录囚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更加人性化地断案，通过对囚犯的重新“过滤”，就有极大的几率纠正错案、平反冤案，为囚犯谋取最大的公平。
而皇帝亲自进入监狱录囚，最早是从汉武帝开始的。除了汉武帝之外，晋武帝、隋高祖都曾亲自进入监狱进行录囚，这项最早从汉代开始的制度也一直被延续到了唐宋。而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所放出的390名死囚犯，就是经过李世民亲自“录囚”之后所筛选出来的名额。
这390名囚犯皆是“大辟囚”，也就是坐实了死罪罪名的囚犯。所以李世民也并没有直接放他们自由，而是通过口头约定的方式，让他们一年之后重新归还，并在那个时候处斩。在一年之后，果真390名死囚犯一个不漏地都回来了，唐太宗李世民竟然没有按照约定处斩，而是挨个赦免了他们。
虽然能够按照约定归来的囚犯，在守信守约的品行上还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又是被皇帝亲自审问过的囚犯，所以当时一部分朝臣与百姓还是认可了李世民的作为。但李世民大赦390死囚的行为还是有着不合常理的地方，所以在那之后，皇帝也很少亲自“录囚”并赦免死刑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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