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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供图
法治周末记者 张舒
与杨绛、刘再复、周有光、李敖、傅高义等人打了几十年交道，李昕也成了有故事的人。
从1982年大学毕业，到2014年从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岗位退休，李昕曾先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北京三联书店从事图书出版工作。
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里，除了念大学的4年，其余36年他都在做书，与各路作家、学者相处便是他的全部日常。
“这期间，我遇到了无数启迪智慧、震撼心灵的图书，更遇到了无数才华出众、见识超群的人。”李昕说，正是这些人、这些书，成全了当下的他自己。
36年间，经其手面世的著作已超过3000本，直到今天，他仍然被商务印书馆返聘，继续着自己的做书生涯。
去年末，李昕将自己半辈子书里书外的诸多故事集结成册，出版回忆录《做书的日子》，那些不曾被时光抹去的身影，在他笔下，娓娓而来。
为胡风留下最后一篇论文
1982年9月，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李昕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任当代文学编辑部理论组编辑。
当时的人文社，分工细致，专业性强，理论组的工作，就是出版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的著作。
“报到之后不久，编辑室的老编辑就把《胡风评论集》的三卷本交给了我，这也是我编辑的第一套书。”就这样，刚刚整治平反两年的现代文艺理论家胡风成为了他接触的第一位学者。
与许多责任编辑不同，接到任务的李昕没有把工作局限在文案上，反而在编辑时加入了自己的思考。
这套三卷本的书籍收录了胡风一生中最重要的9部文学论文集，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了全面汇总，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但李昕担心读者不了解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艺界思想斗争的背景，进而无法理解胡风的深奥理论，于是建议胡风在评论集的结尾增添一篇《后记》，对当时的情况作些解释和说明。
胡风接受了李昕的提议，一口气写下了4.7万字，对自己的文艺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文章里既有胡风对自己文艺生涯的回顾，对坚持的文艺观点的阐发，对当年文艺论争的说明和反思，也有他依据自己的文学理念，对一些作家和作品的评介，当然中间也不乏尖锐的批评。
尽管彼时为了这篇文章是否可以收录书中，人文社的编辑们针锋相对了很久，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作为文艺理论家的胡风在获得平反后撰写的唯一一篇为自己辩护的文章，也是他一生中所写的最后一篇论文。
在李昕看来，“这篇文章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随后不久，他即开始单独操作选题，接触的作家和学者也越来越多。“那时我年轻，就喜欢出去跑，骑着自行车到处去寻访名家。”李昕说。
当时，国内一批较为年轻但思想活跃的学者，如王蒙、刘再复等，都是他拜访和约稿的对象。
尽管此时他们已算大名鼎鼎，也有不少著作问世。“但他们的第一本文学评论集——王蒙的《创作是一种燃烧》、刘再复的《文学的反思》，都是由我一手策划、组稿、编辑的。”李昕表示。
支持刘再复的“刘氏三论”
据李昕回忆，他在理论组时期，正是国内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高潮迭起之时，文艺理论界思想极为活跃。尤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学者都在尝试新观念、新方法、新学科，理论上的争鸣空前激烈。
在李昕自己的理念里，要促进文艺观念更新和理论创新，还需要探讨一些边缘性和交叉性的学科理论。“那时候，理论界有一股‘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热潮，我对此相当关注，常常参加相关学术讨论。”
也正是在这时，李昕结识了刚刚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刘再复。“那时候，他非常热情地呼吁和支持学术界拓展中国文学的思维空间，并身体力行，亲自对文艺新学科的建构进行筹划和布局，很是让我佩服。”
而在刘再复的记忆里，其时的自己年轻气盛，正想要做一番打破“苏氏教条”的改革事业。
“那时我把‘苏氏教条’当做‘大风车’把自己当成堂吉诃德，提出了很多新理论。比如‘性格组合论’‘文学主体论’和‘国魂论’。”刘再复说，“我主张以性格论打破阶级论，以主体论哲学基点取代反映论哲学基点。”
“没想到，李昕很支持我。”那一刻，刘再复意识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编辑做事非同一般，“很不拘一格”。
1986年，在李昕的帮助下，刘再复的《文学的反思》一书在人文社出版了。
书中，刘再复毫不避讳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趋于僵化的文艺学体系，并提出1961年至1976年间中国文艺学的最大悲剧便是主体性失落这一观点。
该书出版后，引起了业界广泛探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夏中义将刘再复推崇的三大理论(性格组合论、文学主体论、国魂论)系统地归纳为“刘氏三论”。
而《文学的反思》一书，也被后来的学术界认作是“三论”最有力的代表作品和中国现代文学中主体论文艺学最重要的参考文本。
但同时也有不同的声音传来。
刘再复的著作出版没多久，文艺理论家敏泽也随后发表了名为《主体性·创新·艺术规律》的文章，批判了刘再复的激烈之词，并就文学主体性问题，与刘再复展开了一段公开辩论。
“主要是刘再复当时的很多理论建构是具有观念冲击力的，让人耳目一新。”李昕回忆道，“很有百家争鸣的气氛，活跃了一把文艺界的思想。”
但好景不长，上世纪80年代末，刘再复前往美国，理论界的“新学科热”也倏忽而逝，许多研究也随之不了了之了。
推出李敖
随着李昕的逐渐成长，出版界的改革浪潮也席卷而至。
上世纪90年代初，人文社开始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制度，为了整合编辑资源，打破部门分工限制，人文社成立了两个“综合编辑室”，李昕被任命为负责人之一。
“企业管理，就意味着我们的经营压力增加了，我们这个编辑室是一定要创收的。”为此，李昕找来了出版社几位骨干编辑加入自己的队伍，准备大干一场。
“我们要承担经营责任，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策划一些畅销书。”就这样，在台湾文学界颇为活跃的李敖进入了他的视野。
事有凑巧的是，1988年年底，李敖也曾托朋友给人文社捎来大约20本书，均是他在台湾出版的著作。
社里把书交给了李昕，自此，他便和李敖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李敖去世，两人的合作关系保持了30年。
李昕记得，他最先推出了李敖的《独白下的传统》和《传统下的独白》，并有些“小心机”地把李敖那句著名的“大话”：“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印在了书封上。
宣传很快奏效，极短时间内，整套书的销量直抵20万册。
此后，李昕趁热打铁，几年内陆续出版了李敖的《李敖自传与回忆》《北京法源寺》等著作，形成了“李敖作品系列”。
2013年12月，李昕在台北家中探望李敖时，这个桀骜不驯的才子的书架里整整齐齐地排放着十几本著作，“都是我当年给他编的”。
前年年末，回忆起这段往事，李昕还曾动笔出版过一本小书，并取名为《李敖登陆记》。
李昕常说，自己赶上了一个出版业最好的时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也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时代，整个社会都在朝着繁荣昌盛的路子走。”李昕解释道，“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的分支，获得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在负责综合编辑室后，他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港台文学。“除了李敖，我们还先后出版了许多其他作家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套，是他负责的“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共25册，选录了白先勇、陈映真、钟肇政、王文兴等25位名家作品。
“那时候，‘文革’期间被禁锢的思想刚刚打开，原来没办法出版的很多书都出版了，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可以从西方引进文学、思想理论、社会科学等书籍。”李昕表示，这是一个很难碰到的出版业的繁荣发展时期。“老实说，今天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与杨绛打交道的日子
1996年年底，李昕在时任人文社副总编何启治的推荐下，出任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直到9年后，才在书店内派干部轮换制度的规定下，返回北京，任北京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
初从香港回来时，李昕便发现，北京三联书店——这家名头很大的出版社资源的积累却并不丰厚。“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人文社相比，底子薄得多。”
为此，在编辑工作中，李昕开始极力为北京三联书店开发新选题，推荐新作者，争取大家版权，不断累积三联书店的资源库。
2012年，北京三联书店拿到了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的学术著作《邓小平时代》的中文简体版权。
李昕严阵以待。
“11年的准备时间，超过300人的采访。”他深知，“傅高义写作这本书是下了苦工的！”
书稿在编辑过程中，傅高义极为重视删节的原则。
“每每我们劝服他删去某个无法确认的史料时，都必须要拿出相反的证据。”李昕说，为了取得有说服力的信息，他们甚至专门去查对了20世纪70年代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原始记录。
一年多的编辑、审理过后，2013年1月《邓小平时代》正式出版。
“这本书让人们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了邓小平以及整个改革开放时代，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它的销售成绩在出版界是极为罕见的。”李昕解释道，这也是李昕职业生涯一次喜人的成绩。
到2014年退休前，仅仅9年时间，他经手的书稿已超过1000种，介绍的原创图书作者超过50人。
其中，沈从文、老舍、丰子恺、冯友兰、杨振宁、谢觉哉、冯骥才、林海音、王安忆、马家辉等人的名字赫然在列。
“编辑毕竟是个有故事的职业。”李昕有记日记的习惯，几大摞的日记本里，自己大半辈子编辑生涯中接触的人物，历经的趣事，都被他一一妥善“保存”。
由于先后在人文社、香港三联和北京三联书店工作，李昕结识了杨绛。
“很巧，杨绛先生正是这3家出版社的老作者。”便是李昕自己，也曾因代表人文社帮助钱钟书打过版权官司，而早早与其一家人结下不解之缘。
在李昕的记忆里，自己跟杨绛的聊天，从不局限于书籍和出版，他常会听到先生谈论自己对当前社会、文化问题的看法，或共同忆一段早年往事。
“我非常喜欢和她老人家聊天，感觉从中受益匪浅，长了很多见识。”但留给李昕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对杨绛的道歉。
2007年10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钱钟书集》第二版。
新书发布会上，李昕在介绍了成书的前因后果之余，也不免要强调北京三联书店的版本对于市场的独占性，是如何的珍稀可贵。“《钱钟书集》共10种，其中有8种由北京三联书店独享中文版权。只是《宋诗选注》和《围城》这两部作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再要求下，杨先生才同意保留该社继续出版单行本的权利。”
李昕没想到，自己这句话会“惹恼”杨绛。
发布会结束不久，杨绛便联系了北京三联书店，并表示是人文社早早就出版了《宋诗选注》和《围城》两本书，而三联书店才是“一再要求”出版文集。
杨绛认为李昕的发言给人文社造成了不良影响，要求他向人文社道歉，“你说话怎能不讲先来后到？你做宣传，不能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我第一次切身认识到先生待人处事最讲的‘公平’二字。”在李昕眼中，“杨绛的治学和为人，之所以那样令人敬仰，令人钦佩，可能就得益于她那种随时随地对周边一切都一丝不苟的严谨性格吧。”
杨绛的严谨也深深地影响了李昕。
被百岁周有光征服
近40年的编辑生涯里，李昕接触的文人、学者不计其数，然而对他而言，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却占据着他心里不一样的地位。
周有光是三联书店的老作者，北京和香港两家出版社都出版过他的多部著作。
但直到2012年1月，李昕才第一次在北京家中见到了周有光。
在他的印象里，周有光极为博学，从经济学到语言学，满腹经纶，“他的连襟沈从文先生还戏称他叫‘周百科’”。
近两个小时的拜访中，老人精神矍铄，讲起往事滔滔不绝。
“他讲解放前自己与周恩来的接触，与黄炎培、邹韬奋的‘亲密’关系，讲他给王志莘(金融家、中国证券市场建设的先行者)做秘书的经历。”李昕回忆道。
彼时，正值北京三联书店八十年店庆，李昕便邀请周有光给三联书店写些寄语。
老人几乎不假思索，便留下“历久弥新”四个字，还打趣地向李昕“邀功”，“你们想想看，这是不是三联”？
随后的交谈中，李昕更是惊奇不已，他不曾想到，周有光百岁高龄仍十分热爱读书，且对国际形势也很是关心。
在他推荐了金雁不久前才出版的《从东欧到新欧洲》和曾彦修的自印本《天堂往事略》后，老人竟说都已读过了。
这一阅读速度和精力征服了李昕，第二次登门时，他特意给老人带来了刚刚出版的《邓小平时代》。
老人当着他的面，一边翻阅一边感叹，“邓小平很了不起”！
周有光向他解释称，1989年以后海外对邓小平的评价变了，但他认为，邓小平在改造中国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他说在他的心目中，近代以来中国的三个最重要的伟人就是康有为、孙中山和邓小平”。
李昕说，其时的周有光，看书已变得费力，比不上原来的速度了。但不变的，是他依然在关心着世界各个角落里发生的大事小情。老人喜欢看电视节目中的英语国际新闻，因为英语频道的字幕比较多，老人通过字幕容易理解内容。
“有时看过后还会发表评论，诸如美国经济好了，俄罗斯经济不好，会影响到哪些国家，对于中国来说，会出现哪些新问题等。”李昕说，刘再复曾对他坦言，“周老最让人惊奇的不是他的高龄，而是他在一百岁之后却拥有两样最难得的生命奇景：一是质朴的内心；二是清醒的头脑。”
“这话说得真好。”周有光百年的阅历，让他有力量洞见历史，思考人生，也给了李昕前行的力量。
如今，退休的李昕，时间充裕起来，也开始写起了自己的做书“回忆录”。
“不知是不是因为老之将至，很多年轻时候的记忆反而愈发鲜明了。”李昕说，“我这大半辈子，作为知青下乡不算，只从事了一种职业，就是编辑，可谓一生只为一事来。”
对于未来，他的想法依旧清晰坚定，笔耕不辍，勤力做书。
责任编辑：马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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