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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核心情节，那就是一个乔装改扮成男人的女人，爱上了一个由女人饰演的男人。这便引出了女演员“反串”男角这个最有趣、也最值得关注的问题。然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特殊之处在于，片中的“反串”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文本层面的，即祝英台在片中女扮男装，前往杭州求学；其二则是现实层面的，即片中的男性角色—梁山伯是由现实中的女演员凌波扮演的。
正是这种双重意义上的“反串”,时时推动着影片情节的发展：在文本层面，祝英台扮成郎中骗过父母，并因此得到父母的应允外出求学；在学堂里，英台生病时拒绝梁山伯与她抵足同眠的要求；英台还要为自己耳垂上的环痕及熟练的针线手艺找借口。而在现实层面，随着情节的发展，由女演员凌波饰演的梁山伯与乔装成男子的祝英台，由同性情谊转化为男女之情，更为两人之间的关系增添了复杂和暖昧的色彩。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拍摄的戏曲片，如《天仙配》、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1954,桑弧、黄沙导演)等，大都具有社会写实的特点，即通过重述传统的爱情故事来批判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戕害。
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异，“邵氏”出品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弱化了社会批判的意味，并强化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在片中，祝英台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她与头脑顺固的父亲抗争，并最的说服了父亲间自己外出录学，在学权中，她不满先生教授的”唯女子与小人唯养也，近之用不最，远之”,质疑家先对女性的贬提，并搬出女形天，孟母三迁、媒祖养蚕等故事作为反，从事的角度说，祝英台被塑造为独立的行动主体，正如焦雄屏所指出的那样，“片中的权事重点及目光全落在女主角视英台身上”,影片的主要情节均由祝英台的行动推动完成：先是说父亲，乔装改扮外出求学，在临下山之际，祝英台请求师母做媒，与梁山怕定下终身，在下山的路上，她不断向视英台暗示自己的心意，直到影片最后，祝英台拒绝父母为自己安排的婚烟，在梁山的郁郁而终之后，地载然在梁山伯墓的化”。
总体上说，在片中，女主角祝英台被赋予了果敢，机智，勇于质疑或反抗男权戊父权秩序的特点，祝英台连同传女银心及师母，共同构成了一个含蓄内做通情达理的女性世界，与女性世界的和谐，温婉相比，片中的男性世界是一个钝，冷漠面又具有压迫性的权力结构，例如，男主角梁山伯迁腐而又愚，与祝英台同窗三载，却投有看透英台的身份，学堂里的先生古板，迂腐，而学堂里的男性同学则大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线子弟；而最能代表男权权秩序对女性的压迫的，还是祝英台的父亲，以及太守和马文才父子，正是他们的逼追令祝美台殉情，通过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的对比，李帕祥赋子祝英台鲜明的女性意识令影片显得卓尔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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