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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总是容易引起人的兴趣，特别是视角新颖地讲出不一样的故事时，往往会引发人们新的关注与思索。而当这个故事涉及到全民族的发展历程时，这样的兴趣往往会更加强烈。《中国震撼》这本书即是如此。出版短短几月间，由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撰写的此书，以平实的语言与独特的视角，讲述中国近数十年发展历程，评说背后深层原因，思索中国道路内涵，直面当下各种矛盾，引起热烈反响。《中国震撼》三次断货加印，《人民日报》整版刊发书评文章，一时间风靡大江南北。“是时候用我们自己的话语，讲述中国的故事了。”昨天再次强调。中国可以做创造标准的国家解放日报：当下发展中的中国，一种流行的思路与做法是向欧美学习，但您在书中提出“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取得过模仿西方模式的成功”，淡化GDP、基尼系数等概念。您不担心与惯有思维冲突吗？张：这点我不担心。事实上，当下我们的话语体系、评价体系过多受到西方影响，太缺少自己的理念了。大到民主、自由、人权，小到人均GDP，都是舶来品，有些概念本身就有缺陷，这一点西方学者也不否认。比如基尼系数，这是一个货币化指数，但要以此衡量中国的城乡差距其实并不合理。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土改，中国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房产，但这些没有折入系数中。解放日报：您曾说，中国这么好的故事没人能说好。是话语体系的问题吗？您在书中有不少新提法，比如“文明型国家”，怎么会想到用它来表述中国？张：我们现今评价自己的发展，大多还是以西方的标准。但是，西方学者没有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做过这方面研究，他们的概念是否适合直接拿来呢？比如有人说中国现在的人均GDP还没超过阿尔巴尼亚，但实际感觉并非如此。所以我提出中国有两个板块，其中“准发达国家”板块已经可以和欧美等世界领先地区比较，这样比才有意义。西方用“文明国家”来描述中国，说白了，就是不承认中国是现代国家。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同时具有古老文明。“文明型国家”决定了中国的独特性，它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可以做创造标准的国家，因为你的模式与别人不同，所以你的很多尝试便带有创新性。中国是“下一代制度”，我们的眼光要超越西方，不要总拿西方做模板。不要只看到空的那一半解放日报：那么，现在是时候讲自己的故事了吗？在很多人看来，当下中国的问题很多，实力还远不够。张：我常年所在的瑞士，至今房产个人拥有率只有36%；说到医疗保险，美国人现在还在解决，并且困难重重。我们短短几十年间的发展，已经在与他们面对同样的问题了。这不是漠视困难，困难是要解决的，但需要一步步来，但我们不能只看到困难，正是有了我们自己的发展，有了成就，我们才能有谈下一步问题解决的资本。所以，用我们的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现在已经是时候了，这一点我们要自信。解放日报：您说先要肯定自己的成绩，再来改进。这又与我们惯常思维不同。为什么您这么强调自信？张：只有当你走过一百多个国家，看到每个国家的发展与面临的问题，才会越来越意识到，现在中国的成就有多么大。不肯定这一点，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我们当下的问题，就是有些太不自信了。借用“半杯水理论”来打个比方，很多人看不到满的那一半，只看到空的那一半。“文明型国家”最大的智慧就是“求同”。解放日报：阐述“文明型国家”后，您接着分析了“中国模式”的八个特征，其中哪个是核心？张：最重要的是实践理性，它是中国模式的哲学基础。西方主导的改革是从“修宪”开始的，而中国则是从“试验”开始。大家比较熟悉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实践理性的具体体现。“麦当劳文化”不能解读中国解放日报：您曾为邓小平做过翻译。这段经历，对您今天的认识有什么影响？张：我给邓小平做了三年时间的翻译，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是1985年开始做邓小平的翻译的，当时所有人都在谈改革开放，对中国发展走什么样的道路非常关心。担任邓小平的翻译，使我能够真切了解到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思路与想法。不过，这种了解最初还只是停留在字面上，后来随着阅历的增加、思考的深入，有些东西日渐清晰，想法慢慢成型。解放日报：您是外语系毕业，多年研究国际关系，为何转头又来研究中国？张：这还是与我的经历有关。做翻译的时候，我耳濡目染，对中国发展模式就比较关心。之后走出国门，研究重点放在各国现代化模式的比较上，发觉美国的“麦当劳文化”不能解读中国，要品尝中国这道菜，得先了解“八大菜系”。解放日报：书是传授知识答疑解惑的。您觉得自己的这本书是针对哪个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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