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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美术观察》杂志2008年曾以“重思国画”为题拟定了一系列的讨论议题，其二为“重思国画：国画的规律及其当代标准”。国画的规律反映了国画的普遍特征和必然要求，揭示了国画纷纭现象所蕴含的某种仍具积极价值的共相因素。但在实际创作中，国画的规律并非画家必须要遵守的教条，而是在个体画家主体内部与画家的个性构成一个矛盾关系。在国画的创作实践与教学引导中，如何认知这种矛盾关系，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今将王非教授旧文重发，希望引起当前国画界新的思考。
中国画需要当代标准吗？
○ 王 非
国画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成熟的画种已发展了几千年，如今却要讨论其规律与当代标准，总觉得不是滋味。但想起石鲁生前说过的两句话：“艺术是有自己的规律的，但多年来被拴在政治的马车上，叫你唱小曲就唱小曲，让你卖屁股就卖屁股”“画国画的要越画越像中国画”。话说得不好听，但点出了国画问题之症结所在。“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美术观察》发起这场讨论是有历史与现实的深意的，对于中国画纯粹性的复苏与健康发展是有意义的。
依笔者愚见，功利性的艺术有当代标准，而非功利性的艺术无当代标准。或者说对于真正的艺术家而言，没有当代标准，在他的全部的心思中，只有千古之秘或称之为规律的东西，只有如何不计成本、不息努力，顺着这秘诀所示的路，达到最高的境界、极限的完满，与以往第一流的大师在那里会合，并等待未来大师的加盟。他清楚当代标准是怎么一回事，也清楚自己所要的不是这个。
他的识见超越时代，当代人未必能识。即便有识者，也可能只是极少数，未必能为同代人共识，所以他会义无反顾地走自己的路。这在聪明人看来是不智的、孤独的、寂寞的，但他没有办法不听从内心的律令、艺术规律的律令与创造精神巅峰体验的律令。然而对于普通的以艺术为事业的画家来说，当代标准是绝对必要的。有标准，方能保证得到他为从事艺术付出的心思劳动所应得的名誉地位与现实利益。没有标准或标准不透明、暗箱操作，或自由主义的各自炒作，所引发的后果，仿佛不是很妙。
（元）赵孟《秀石疏林图卷》纸本水墨
27.5cmx62.8cm 故宫博物院藏
对于真正的艺术家而言，因为不在其中，自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正常。但对于那些怀了不同动机，智力水平又千差万别，入道又先后不同的广大国画家而言，有当代标准便意味着公平，这是一层意思。而另一层意思是，即使有了当代标准，并能保证众人共同遵守，但如果这标准离国画艺术规律太远，虽然入了展，获了奖，成了名，获了利，但真正的明眼人并不当回事，或者时间长了，环顾左右前后，统统都是所谓名家、大师，彼此彼此，连自己也会觉得乏味，仿佛也不是很妙。所以最理想的法子是制定一个符合或挂靠了国画规律的当代标准，岂不更妙。这当然是一种进步。
然而，真有符合国画规律的当代标准这回事么？在历史上，有些时期，或者两者不会相去太远，有一致性。但国画改良运动以降，学院教育盛行，国画成为仅以材料、技法区别其他画种的专业，两者相统一的前提基础不存在了。
众所周知，国画与国学是同源的，原本是一体的。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是一个成套的从理论到实践的模式。作画原是听政余暇、词翰之余、经禅之暇适一时之兴的精神寄托而已。国学不讲，国画之源则淤塞，园地则干涸贫瘠。国画之异于西画者，其理论之根基，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学说之上。中华民族之先哲于宇宙人生别有研究，以阴阳、刚柔、虚实、顺逆、有无、物我、内外……等等消长变化的辩证原则，体悟生命自然，故历代画论，必从伏羲画卦始。
宗炳“圣人含道映物”、“山水以形媚道”，谢赫“气韵生动”示魏晋玄学之旨；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得禅学之秘；苏轼“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显宋儒理学尚“常理”不贵“常形”之意；董其昌“画分南北宗”为以心学入禅学之产物；至黄宾虹“画有君学民学之分”则为中西学术交汇之际，民族文化自新之卓识。可以说国学是国画的灵魂。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国学中绝，学术与艺术都被拴在政治的马车上，除变幻不定的文艺政策外，并无真正的学术与理论可言。改革开放后，又有流行思潮、行政权力、市场炒作等因素左右着国画的发展。国学不讲，则理论不明，国画便无灵魂可言。
（宋）苏轼《枯木怪石图》纸本水墨
26.5cm×50.5cm
2018年创造了4.636亿港币的拍卖纪录
又理论必落实到具体实践门径，始为究竟。历代画论必言书画同源、书画用笔同法。天人感应，前人云《周易》之易有三义：曰不易，曰简易，曰变易。必落实于用笔始有着落，故谢赫有“骨法用笔”之说。张彦远进一步言：“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赵孟言：“须知书画本来同”“用笔千古不易”。石涛“一画”必言“兼字”。
至于赵之谦“画本于书，书不工而求画工，如小儿未离乳而先哺以饭，虽未必皆受病，而衰且弱必不免”，“画家不工书，必有市气”，痛乎其言也。今人熊秉明谓：“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盖天人感应为中国文化艺术之“体”，所谓“易以感为体”，阴阳刚柔等等万千变化，无尽生机，唯用笔能尽其妙。国画不讲用笔，则无“体”可言，不善书法，则“体”不精纯。然国画改良运动以来，盛行以画素描为基础，追求造型能力。
故黄宾虹七十年前痛言：“今人书法且不讲，何由识画。”此种风气随着学院教育的普及，现在则更甚。画且不能识，必不知笔墨为何物，则操翰制作的所谓国画可以想知矣。
钱穆《理学与艺术》云：“晚清以来一百年，西学东渐，东西文化不同，社会人生又不同。观于彼方之新异，正可返认自己之本真。又当时代大变，正可推陈出新。而惜乎此百年来，政事翻覆，人心惶惑，学者不竞慕西方之新轨，即墨守清代之故辙。徒成一哄之市，未窥千古之秘。艺术界亦未能自外。”国学不讲，则理论不明，书法不讲，则笔墨落空。笔墨落空，则国画之规律尽丧。百年国画史，除黄宾虹、陈师曾、钱穆、宗白华、林语堂等人的理论，站在中西文化对比的高度，对国画做过不同程度的反思体悟，阐发新意而外，更多的理论家则为一个又一个当代标准、流行意见作说明。画家中，除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陈子庄、黄秋园、陆俨少等人，能不为时代风尚所动，坚定地画着国画，并各有建树外，众多的一代又一代的国画家则按照流行意见、时代风尚，也就是按照当代标准，画着改良的中西合璧的科学的国画，画着“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国画，画着有时代风格的创新的国画，画着能与世界接轨的国画，当然，也是能参展、能获奖、有市场的国画。千古之秘不绝如缕，一哄之市散而复聚。百年国画之历史与现状大体如斯。
总之，国画规律及与之相应的逸、神、妙、能的品评标准为千古共识。当代标准为一代人或一部分人一时之私见，是变幻不定，甚至出尔反尔的东西。当代标准行则千古之秘隐。画为至灵之物，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岂有不以窥千古之秘为心，以历代第一流高手为竞赛对手而能入流者乎？
（作者系西安美术学院教授，本文原题为《千古之秘与一哄之市》，摘自其文集《国画闲思录》）
（清）八大山人《山水花鸟册之鸜鹆图》纸本水墨
37.8cmx31.5cm 1694年 上海博物馆藏
（明）徐渭《墨葡萄图》纸本水墨
116.4cmx64.3cm 故宫博物院藏
（清） 恽寿平《瓯香馆写生册之桃花图》纸本设色
22.8cm×28.5cm 天津博物馆藏
（宋）法常《鹤图》绢本水墨设色
173.9cmx98.8cm 日本京都大徳寺藏
（元）方从义《武夷放棹图》纸本水墨
74.4cmx27.8cm 1359年 故宫博物院藏
作者：王非，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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