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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隧道后，前面很快就是泸定，顾名思义，这个地名无疑是取“泸水安定”或类似之意，况且它还是康熙皇帝御赐之名。可是博学的皇帝却记错了桥下的大渡河古时候的称呼可并非“泸水”，而是后来出生于大渡河终点四川乐山的郭沫若名字中的“沫”水，但在那个金口玉言的时代，皇帝当然是永远不会错的，于是这个奇怪的名字便一直延续下来。
翻开任乃强先生的著作，泸定当年的特点跃然纸上：它在民国时康区各县中占据了许多“之最”：面积最为狭小，物产最为丰富，人口最为稠密，历史最为久远，民族同化也最为彻底。泸定最南边的湾东河口，水面海拔九百多米，是康区最低的地方。在其附近不远的地方，康定和泸定交界处的木雅贡吸雪山，海拔7587米（为民国时测量的海拔），是全国最高的地方（这是民国时人的看法，现在当然有所不同）。两者之间仅仅相距大概二十六七公里，但高度法却达到了六千六百米，从而在它们构成的侧面上造就了世界上最倾斜的谷。在这样又陡又急的河谷中，却又没有河水漂石这样的地质灾害，反而在容闲眼之间起磨西、湾东等大片平坦的原野，成为人员物资集中交汇的地方。
现在的泸定，是一个人口不到十万的小县城，与内地其他小城市没有什么两样，而人们之所以知道它的名字，恐怕与当年红军在此“飞奇泸定桥”的故上事有着很大关系。在红军来此之前七十年的公元1863年，同样经过数省的转战，石达开率领茶着最后的部队在大渡河全军覆没，为了保全部下的生命，他主动到清营東手就擒，被押解成都后凌迟处死。然而石达开的牺牲终究是一场空，大渡河畔剩下的两干多太平军将士仍被清廷全部杀害......同样的地方，兵贵神速的红军成功了，历史并没有重复，其具体经过早已被无数文学影视作品反复泣染，在此不再赘述，而红军在这里之所以能成功除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外，与当地少数民族的良好关系对其也大有裨益。
大渡河以西，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川边”，那里是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居住区域、与大渡河以东朝廷住命的有任期的流动官员相对应，统治川边的是大大小小世袭的士官。这里有春科、高日、林葱、纳夺、孔萨、麻书、白利、东科、朱優、单东、余科、绰斯甲、咱里、冷边、沈边、崇喜、毛垭、曲登等上百家土司，其中最突出的是号称“川边四大土司”的德格宣慰司、明正宣慰司、理塘宣抚司以及巴塘宣抚司，他们管辖着有安抚司、长官司、土千户等头衔的其他三十多个土司，以及八十多个士百户。
进入藏区以后，人们随处可以看见身披暗红色袈裟祖露着右臂的喇嘛。现在许多人已经知道了，其实并非所有的藏传佛教僧侣都可以称为“喇嘛”，这个词藏语意为“上师”，原来仅是对有资格指导信徒修行的高级僧侣的尊称，而普通僧人一般只能称为“阿卡”。后来随着汉藏混居，没那么多讲究的平民叫得也就随便一些，僧人是否是“喇嘛”也就区分得没那么严格了。
当年，川边的另一个庞大势力便是寺院集团，他们不仅占据了许多庄和牧场，还吸收了大量人ロ，而这些人出家后就基本上不事生产了。藏区的寺院以蔵传佛教为主，藏传佛教即藏语系佛教，在汉文典籍中曾被称为“乘教”，其中又分为格鲁派（俗称黄教）、萨迦派（俗称花教）、嗔举派（俗称白教）以及宁玛派（俗称红教），一些大派别下面还有小派别，其流派类别大致如上图。
到上世纪50年代民主改革时，根据当地社会调查结果，甘孜州共有寺庙575座，其中红教232座，黄教147座，花教86座，黑教72座，白教35座，其他小教派或不明教派3座。当时有僧人、觉姆（蔵传佛教中出家的尼姑）8万余人，约占当时全州人口的1437％；其中高级宗教人士如活佛、堪布（中小寺院的住持或大寺院中僧院的首脑）、格西（蔵传佛教高级学位获得者）、翁则（僧院中的领经师或称“经头”）等约2600人。
通过上面的数据，想必读者们已经反向推算出来了，也就是直到上世纪50年代，甘孜州的全部人口也不过五六十万，那它的面积有多大呢，超过十五万平方公里，当真是地广人稀。如此荒无人烟的地方，自然像其他广表之地一样，是旅人之间口耳相传的恐怖故事诞生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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