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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崔永元团队创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同名图书《我的抗战2》近日上市。
崔永元说：“也许我们能够记住战场上将军振臂一挥，但是我们记不住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前线的士兵的身影。可是真正的历史，是由所有冲上战场的人组成。”崔永元做了这件很费力、很费钱的事，还原历史中“被遮蔽掉”的平民身影。
这些生命行将结束的平凡人物，在历史教科书中曾是“沉默的大多数”。不“在乎”平民视角、平民命运的历史叙事，是倨傲的、失真的，甚至是可怕的，它可能把本来是以史为鉴的那面镜子，扭曲成一面哈哈镜，滤尽个体生命的尊严、中华民族的悲欣和基于史实的反省，只剩下伟人或奸雄。最终，我们不但成为缺失记忆的民族，甚至会在这样的历史观教育下，对历史车轮碾过的小人物命运习以为常地不屑一顾，对个体生命的尊严与屈辱麻木不仁，最终虚化的，是平等意识，是公平正义。甚至一些官员还会忘记了红色政权是无数支前小车推出来的，是无数父老乡亲献出至爱的鲜血染出来的，最终竟忘却了我们从哪里出发、为什么改革、为谁发展这些根本性命题，动摇了立国之本。
所以，崔永元的努力，不仅仅完整地还原了一段抗战史，更还原了曾经在中国史书中被标注为“蚁民”的尊严。用他的话来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得有尊严，国家一定很体面”。以人为本，莫此为甚。
适应训练结束了。
希夏邦马的前进营地位于海拔5630米，在野博康嘉勒冰川的末端，没有太多植被，野生动物却不少，野兔、野鸽子、乌鸦、雪鸡经常在我们帐篷边上转悠，也不太怕人。
因为可以用牦牛运送补给，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希夏邦马前进营地比珠峰条件好很多，物资颇丰富，帐篷内有折叠的桌椅，还有发电机可以全天供电。饮用水是从旁边的小山坡上背来的，路不太远，但每天要背上十桶，是比较辛苦的。
经常下雪，有时候早上醒来，营地已经是白茫茫一片。晚上最低也就零下十几度——9月份的山南，在这个海拔上，这个天气算是很舒适的了。
营地里一人一顶帐篷，很惬意，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盘，躺在睡袋里听音乐、看书，还有人吃零食、抽抽烟，或者抱着笔记本电脑写日记、看电影……
餐厅也是活动中心，一些队友喜欢打牌，主要是四个人的拱猪，输了就钻桌子。这张桌子老长老长，钻一趟挺不容易。
登山队员在山里都吃些什么呢?这次攀登希夏邦马峰，饮食供应方面分三段：大本营、前进营地、冲顶(一号营地到三号营地)，这三段的食物配给是不一样的。
大本营的生活条件非常好，营地面积比较大，帐篷宽裕。饮食方面，正餐三菜一汤，甚至可以吃到西餐和火锅。大部队向前进营地开拔之后，后勤也随之跟上。但再向上就没这么优裕了，一号营地到三号营地属于高山营地，厨师和大量的装备都上不去，配给的是高山食品，比如压缩蔬菜、维生素、巧克力、果冻、苹果和梨等，它们的特点是高能量，而且运送比较方便。如果能烧水的话，就可以泡方便米饭、方便面，至少保证每天能吃到一顿热餐。
在山里，空气稀薄，高原反应令人无法入睡，甚至没法洗脸刷牙洗澡，每天吃的都是同一种饭菜，有时还没有热饭热菜可吃，物质条件艰苦，更不用说随时要面对危险环境了。这样的日子有的时候让人感觉乏味至极，痛苦不堪，忍不住要骂自己，怎么就犯贱又来了呢!可爬着爬着，还没登顶，又开始想下一次该登哪座山了……
现代文明提供给城市人太多的生活享受和方便，以至于我们熟视无睹，已经不懂得珍惜。在山上待一段时间，没有自来水，没有抽水马桶，没有热水器，没有电灯电话，甚至连空气里氧气含量都是不足的，再返回城市，看到一切都是新鲜、可爱、可亲的。这种体会让我重新审视、珍惜自己长期忽略的许多东西，唤起我对现代文明生活的热爱，也学会对周遭的事和人更加宽容。
俭朴的生活方式对环境更加有利，包括饮食上的俭朴。吃素原来是教徒或修行者提倡的生活方式，并因此排斥肉食，将之视同杀生。但在今天，吃素被赋予了环保的意义：美国的一个肉食者每年比索食者多产生1.5吨的二氧化碳，因为肉畜会排泄大量的甲烷和氨气，同时肉品生产过程中消耗石化燃料，也排放了温室气体。吃素竟与使用再生能源一样，成为遏止地球变暖的重大行动!
几百万年时间里，人类大多数时候处于供应短缺状态，工业社会甚至后工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却是供应过剩。登山过程中，我们却又要面对物资短缺，就连空气都是短缺的，这时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而不是其他。
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多看法会变得简单：比如说一两个月没洗澡了，你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洗个热水澡。在深圳等南方城市，大多数人天天洗澡，不会觉得洗澡有什么亲切感。但只要一个星期不能洗澡，你一定会觉得：哎哟，洗个热水淋浴真是太美妙了!美妙来自何处?——来自供应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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