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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86年，六十八岁的宋朝宰相司马光逝世。
之前一年，他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执政的太皇太后高滔滔体恤元老，温旨抚慰，免去每天朝见，乘坐肩舆入宫，三天去一次中书省办公。
司马光表示不敢当，夜以继日地操心政务，事必躬亲。
诸葛亮食少事烦，以致出师未捷身先死。有人搬出这个例子，劝说宰相节劳，以身体为重。
回答是“生死有命”。他自知来日无多，似乎已经作好身殉社稷的准备。直至病重之际，犹自谆谆谈论国事，
待到讣告传出，天下震悼。太皇太后带着十岁的哲宗皇帝，立即赶到灵前致祭，又命户部侍郎代表外朝，内侍押班代表内宫，一起护送灵柩回乡安葬。追封太师、温国公，谥号与范仲淹相同，为最高级别的“文正”。哲宗亲笔题字 “忠清粹德”，以后刻于墓园神道碑上。
皇家重视，民间更是自发悼念，让这个正直君子备极哀荣。
京城百姓听说司马相公过世，纷纷罢市前往吊唁，甚至有人卖掉衣服去祭奠。数以万计的市民跟着灵车送行，所过之处，大街小巷一片怮哭声。
回到家乡下葬的时候，又有数万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葬礼。户部侍郎和内侍押班完成使命后，回来报告朝廷，百姓痛哭流涕，如同失去了自己家中亲人。
司马光的画像，成为京城当季热销商品，几乎家家户户收藏一幅，并且大量销往外地。远至蛮荒偏僻的岭南，都有百姓对着画像遥祭。
如此崇高的声望，如此隆重的纪念，翻遍二十五史都少见。是什么原因，让天下人追思一个当朝高官？
原因很简单，像这样至诚至善的高官，古往今来没几个。
司马光砸缸救人，中国人都知道。其实，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另外一件事，具有更重要的人格塑造意义。
五六岁的某一天，他发愁怎么将青胡桃脱皮。姐姐帮忙一起想办法，却也搞不定，无奈跑开了。
家中婢女替小主人解忧，用热水成功脱去了胡桃皮。过了会儿，姐姐走回来，发现难题已经解决，好奇地问是谁干的。
小小司马光一挺胸脯：是我。
父亲把这一幕都看在眼里，立即斥责道：“你怎么可以说谎！”接着一通大道理，以理服人，使得儿子小脸通红。
长大后，司马光书写这段往事，自述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说过谎。
及时、恰当的批评教育，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由于父亲是儒臣，家学渊源，司马光七岁就显现出醇儒的潜质：听老师教授经典，回到家就能讲述得头头是道；平日里手不释卷，常常忘了饥渴冷热。到十九岁那年，已经高中进士甲科，踏上了仕途。
司马光做官，并无惊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绩，可贵之处，在于始终正色立朝，不惧威权，不图名利，事事占住一个“理”字。
皇家都喜欢祥瑞，以示自己上应天命。交趾国投天朝所好，进贡异兽，说是麒麟。
虚头巴脑的玩意，自然不入君子法眼。司马光上奏道：“所谓‘麒麟’，真伪无从辨认。即使为真，并非主动来到我朝，也算不得祥瑞；如果是假的，更会被外夷嘲笑。所以还是原物退还吧。”
迎合凑趣的事坚决不干，保护正人则不遗余力。
“苏门三学士”之一的苏辙参加殿试，写了一篇时事对策，洋洋洒洒分析朝廷得失，言辞尖锐。初考官胡宿急皇帝所急，要将这个大胆狂徒黜落。
覆考官司马光不同意，坚持说：“苏辙有爱国忧君之心，怎能不录取！”
苏辙因此金榜题名。
容得下苏辙的宋仁宗是个忠厚人，可惜身体不好，又没儿子，皇统继嗣问题迟迟没有定论。司马光屡次上奏催促，在宗室中选立皇子。仁宗一边应承，一边继续犹豫。
司马光料知必有缘故，便道：“是不是有小人劝说陛下，年纪还不大，何必急着做此不祥之事？这种人其实想在仓促的那一刻，迎立自己亲厚的宗室，以攫取大权。史上‘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类的灾祸，难道还少吗？”
仁宗被打动了，让他将奏折送到政事堂，与宰相们商议。
司马光去见韩琦等宰相，又说：“诸公如果不早作定计，以后禁宫中半夜递出二指宽一张条子，以某人为皇嗣，天下谁敢不从？”
韩琦等肃然拱手道：“敢不尽力。”
无论年龄、资历、官位，韩琦都非司马光可比，而且向来威势凌人，却对这个后辈敛容加礼，可见君子自带气场。
在司马光、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努力下，濮安懿王的儿子过继给仁宗，并以仁宗养子的身份顺利继位，即宋英宗。
功莫大于拥立，司马光在前任皇帝那里为现任皇帝争，现在可以坐享投资回报了吧？
他从来没有私心，为了坚守正道，又跟现任皇帝争上了。
宋英宗与韩琦、欧阳修等人掀起“濮议”之争，要尊奉亲生父亲为“皇考”，舆论大哗。如此背恩之行为，置死去的仁宗于何地？让活着的曹太后（仁宗皇后）情何以堪？
司马光立即上奏反对：“汉宣帝上承汉昭帝，并未尊奉自己的亲生父祖为帝；汉光武帝上承汉元帝，也未尊奉自己的父母为帝后。这才是万世之法！”
英宗私心大作，哪里听得进去，下令大臣们商议追尊濮王的典礼。朝中直臣开会讨论，面面相觑，却无人敢做出头鸟。
独有司马光奋起执笔，写道：“继人之后即为人之子，不得再顾及私人之亲。应该按封赠皇室长辈的旧例，称濮王为皇伯，给予高官，封于大国，以极其尊荣。”
与会者便将这份手稿作为决议递了上去。
这场风波没完没了，朝廷决定贬斥六个激烈反对的御史，以震慑群臣。司马光请求撤销处罚，朝廷不许。他说好吧，就请连我一起贬。
在这个人的心目中，只有道理权衡，从无利益考量。
仁宗驾崩，遗嘱把自己的财产百余万赏赐给大臣。身为“知谏院”的司马光率领同列官员三次上奏：“国家遭逢大丧，财力困乏，请允许我等近臣献出这笔钱财资助修建陵墓。”
朝廷不接受，他就将部分钱财放在自己管辖的谏院，作为公用钱，另外还资助贫困的亲族。按《宋史》的说法，就是“义不藏于家”。
韩琦搞假大空，要在陕西征发义勇军二十万，又是司马光跟这位当朝大佬当面交锋，事见本号历史文章“范仲淹、司马光、苏东坡朋友圈里的隐形大佬”。
虽然未能让自负的韩琦收回成命，但他也没受到打击报复。到了英宗的儿子神宗继位，王安石推行新法，此人执拗无比。司马光体恤民情，反对新法，结果仕宦生涯遭受重创。
司马光、王安石同属举世罕见的正人君子，并且交情甚笃，却因意见不同而反目成仇。后续事情，我们在下一篇文章里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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