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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了王羲之在历史上的地位，萧衍在书法史上有哪些作用？
萧衍的书学思想中主要以推崇钟繇、抑制王献之为中心，在当时成效卓见，抑制了王献之的“妍媚”书风，而在长时间的实行中，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王献之的书风落入低谷，王羲之的书风往后却走向了高潮。在萧衍与陶弘景的论书启之中曾有说到，晋室渡江南落以来，钟繇书法真迹少之又少，萧衍和陶弘景心里都清楚，陶弘景对萧衍说到期待收复北方中原地区,那样就可以摹拓钟繇写的碑了，虽然萧衍说过“真迹虽少,可得而推”,但书法的学习还是要靠遗存的书迹才行,哪怕是让匠人摹填几行见见也是很幸运了。这种表达的背后其实是在说虽然想要回归钟繇书风，但是不好见到,因此想要求而其次,则“显然可观”的王羲之就理当成为“返古归真”的主要学习目标了，
以说明萧衍在倡学习钟繇的同时也是很珍爱王羲之的。钟繇的书作虽然并没有多少流传下来,但是他的书法作品所具有的真妙属性会让很多后来者悉心探求,这一点要归功于梁武帝萧衍。此前人们对于书法性质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真正对钟繇的研究应该可以说是从梁武帝萧衍才开始的。倡钟法的实用目标转为学王羲之的表现中,萧衍在晚年还有其他的举措。,萧衍分别赐给八王的《千字文》是摹集王羲之墨迹的方法书写而成的,也可称之为《集王羲之书千字文》。而想要将《千字文》中不同的字都以王羲之书迹表现,则需要从大量的王羲之字中寻集,显然梁武帝时内府的大量王羲之书迹藏品,是成就这一举措的唯一来源。梁武帝敕命集王字《千字文》,使得王字的普及完成了其实际功能,后来南陈、隋时智永书写大量的《真草千文》,则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完善改造的。
而这一现象的出现其实是因求“返古归真”于钟繇而不得乃求其次,其实也是实因为萧衍本人同样钟爱于王羲之。
所以其书风总体面貌当仍在大王的涵盖之下,他的实践轨迹亦充满着梁武帝对书法的观照，所以他晚年受萧衍命令所作的《千字文》应当不会与殷铁石集王羲之书迹所成的《千字文》风格相差太远的。所以在萧衍的书学思想的影响下，反而促成了王羲之在历史上的地位了，这也是萧衍在书法史上的一大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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