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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在其著作《晚清七十年》里说过这样一段话：所以不才总欢喜说，近百年中国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之外，顾维钧算是半个。唐先生把晚清的李鸿章和新中国的周总理称为天才外交家，为什么不是别人？而著名的顾维钧先生又为什么只能称为半个呢？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年轻时曾组建淮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义，并在此一步步发展壮大。后又积极筹办洋务，创办天津机器局和轮船招商局，希望通过洋务运动使中国发展壮大。1871年，李鸿章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这虽然是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条约，但李鸿章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认为“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是说日本狼子野心，迟早是中国的麻烦，而后几十年，正好印证了这句话。）
李鸿章
李鸿章曾说过：最难的签名就是在不平等条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李鸿章赶赴日本，同日本谈判战后事宜。日本代表嚣张跋扈，李中堂据理力争，虽然脸上挨了一枪，但仍然无法阻止日本要割让台湾，巨额赔款的要求，无奈只得在《马关条约》上签字。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朝廷为撑危局，数次催促李鸿章北上，李无奈只得出发。
李鸿章出发前了解到驻外使节仍是自己的班底，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方针执行。如当年7月20日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曾向美国总统麦金莱递交由光绪签名的《国书》，内容大致是大清国时局已经失控，相当的不幸，恳请德高望重的麦金莱总统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号召各国同大清恢复友谊。这封《国书》是19号发出的，20号就到华盛顿了，可以很肯定的说这是李鸿章伪造的，但是为国为民，伪造一封圣旨，又算什么？
李鸿章
李鸿章到北京后，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在本来就矛盾重重的列强中游走，各个击破，希望把中国的损失减少到最小。西方列强对他这一套无可奈何，这样好比下棋，他们下不过李中堂，也只能哭笑不得了。所以后来的《辛丑条约》只赔款不割地，要不然，中国早就像奥斯曼帝国一样，被列强瓜分的七零八落了。
周恩来
新中国成立时，奉行的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但是很多请来的客人是打扫屋子的时候扫出去的，这就需要很高超的外交智慧。那时中美关系尚未正常化，但是七十年代的国际形势使得中美两国都有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意愿。大家都知道当时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小球推动大球”来实现的，但是幕后的工作是由周恩来一手执行的。当时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在担心自己向周恩来伸手的时候，他要是不伸手该怎么办？基辛格是什么人，美国顶级的外交家，尚且有这顾虑。俗话说：让高手忌惮的才是高手。其实周恩来在会见基辛格之前，就把基辛格的外交风格技巧摸得一清二楚，就连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也翻阅了再三。而基辛格却连周恩来会不会握手都弄不清，水平高下就立刻可见。所以周恩来一直让基辛格按照自己制定的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向服务，并最终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顾维钧
那半个外交家便是顾维钧先生了。顾维钧，江苏嘉定人。1919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辩论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的主权，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收回，在被和会做出把德国的权益转让给日本，顾维钧和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会上签字。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顾维钧又展现出天才外交家的水平，借用美英等国，迫使日本交出原来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但顾维钧受制于南北两个政府，无法实现外交家应有的特立独行和随机应变，所以只能算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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