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柳亚子与同光体之争

时间：2007-10-31

传统上，学术界较认可柳亚子等人以反封建复辟出发，同闻宥、朱玺等人发生冲突，认可同光体代表人物郑孝胥满清遗民的角色，但却忽视正于此时勃兴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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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17年，柳亚子参与了与南社部分成员关于同光体评价的论争，持续数月，两方面态度迥异，最终导致了南社内部的分裂。传统上，学术界较认可柳亚子等人以反封建复辟出发，同闻宥、朱玺等人发生冲突，认可同光体代表人物郑孝胥满清遗民的角色，但却忽视正于此时勃兴的新文化运动对这次论争的的影响。从各类资料来看，新文化运动各派别一开始并没有将柳亚子引为同道，那么柳亚子等人所为，则更多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无奈的回应。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柳亚子；同光体之争；1917

有著者梳理发现：南社内部出现了很多次的文化论争，计有“对于保存国学整理国学、如何看待西方文化、白话文与文言文、白话诗与古体诗、宋诗江西派、唐宋诗派、清代同光体诗派、对孔子评价之争论，‘废孔用墨’之争论等方面”[①]。仔细审视，发现这些内部争论多数发生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尤以同光体之争影响最大，对南社的发展影响最大也最为恶劣，学术界对此问题有很多研究，讨论这样的争论孰是孰非，应不应该以及对南社整体的影响。[②]

单纯来看，同光体确实可看作只是柳亚子、姜可生等人与以胡先骕、闻宥、朱玺等人就同光体优劣、地位所展开的论战，但不可忽视的是，其时正值陈独秀、胡适等人宣传新文化、打倒旧文学的关键时刻，这两者之间是否有所关联，怎么来看这两者的关联，实在是值得深思的角度。而本文则通过对同光体之争脉络的梳理，分析这次在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文化论争，以及新文化运动对论争的影响。

一、同光体之争之肇始

1917年，柳亚子参与的文学争论主要是关于对同光体的评价。（其实早在）1912年4月9日柳亚子致书高旭，就批评陈三立、郑孝胥诗“刻意求艰深，病在一涩字”[③]。此信反映出柳亚子对同光体的不认同，表达出柳对诗歌的一些基本看法，只是这次通信并没有持续下去，并未造成很大的反响。不过，柳亚子对同光体诗歌的态度非常明显，即对以陈三立和郑孝胥为代表的同光体诗歌并不屑。

不过四年后，1916年底，这场文学争论的大幕便已正式拉开，肇始者即著名学者吴虞。1916年11月17日，吴虞致书柳亚子，对他的诗歌主张表示“神契”。书中，吴虞批评了陈衍为《东方杂志》编辑的《海内诗录》，也批评了陈三立和郑孝胥，对南社则充分肯定。[④]“前读《南社》集，见有友人谢无量诗，后读《民信日报》，见有亚子《论诗绝句》，‘郑、陈枯寂无生趣’云云，大为神契。不佞常戏说近人急于求名，而又惮于苦学，故托宋派以自救，忧言古文者之必假借桐城以装点门面。而去年《东方杂志》，陈石遗居然以数人冒《海内诗录》之名，得毋过夸！其录中诸人之诗，求能如黄季刚、叶荭渔之一二者且不可得，况海内作者之众乎？上海诗流，几为陈、郑一派所垄断，非得南社起而振之，殆江河日下矣。”[⑤]对同光体诗歌能进入《海内诗录》表示不屑一顾。

不久，12月9日，姚锡钧继续发表诗话，表示不完全赞同吴虞对陈三立诗的批评。[⑥]“成都吴又陵邮示所著《秋水集》一卷。又陵诗宗中晚唐，论诗不主西江，尤诋今之为宋诗者，颇为亚子同调，而与余意微相左。然其诗故清超绵丽，尽脱恒蹊也。”[⑦]应该说姚论还是注意到语言和表达的方式方法，没有太多可指摘之处。姚的态度还是反映出确实有一部分人对同光体的认可，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同光体还是受到一部分人的认可。

此时的争论，虽然有很多口水之争，但是基本上这样的争论还算是在可控的范围内，双方就同光体的地位进行了有益的讨论。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吴虞激进的反传统的态度得以彰显。不过，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干将陈独秀、胡适等人对吴虞的态度值得关注，所以，吴虞在批判同光体时，隐含着对南社诗歌的赞颂，确实为后来新文化运动派别对南社的态度埋下伏笔，而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和定位其实也有若干商榷之处。

二、同光体之争的反面意见

1917年，有关同光体的争论持续发酵，南社成员中有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卷入其中，而柳亚子毫无疑问是其中的焦点人物。南社同人中，有支持他的，有反对他的，也有善意批评的。在反对者之中，他们的不同态度及立场使得争论逐渐走入歧途，对南社的发展带来不可逆的影响。

反对的人中，胡先骕开了头。1917年3月11日，（南社）社员胡先骕写信给柳亚子，恭维同光体。[⑧]胡先骕作为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后来成为名动一时的“学衡”派代表人物，其主导思想还是维护传统文化。或许是因为胡先骕的治学严谨，也因为胡先骕为文注重说辞，柳亚子虽给予严厉的回击，但是态度尚可。

闻宥（闻野鹤）是支持同光体的中坚人物，1917年6月9日，闻“在《民国日报》发表《怬簃诗话》，引录郑孝胥未刊诗六首，赞誉其为‘清神独往，一扫凡秽，零金片玉，诚可珍也。’”[⑨]6月24日，闻“继续发表诗话，嘲笑批评江西诗派的人是‘执蝘蜓以嘲龟龙’。他不同意吴虞对陈衍《海内诗录》的批评，指责其‘失言’。”[⑩]而面对柳亚子的质疑，“闻宥发表《答亚子》，称誉郑孝胥、陈三立、陈衍为‘近日诗界巨子’，表示‘誓为西江派及郑、陈张目’，即使‘刃临吾颈，吾亦惟有如是而已’。”[11]

闻宥之后，朱玺也开始有所动作。1917年7月9日，朱玺“发表文章，为陈衍、郑孝胥、陈三立辩护，认为他们对于清廷‘未尝迎合干进’，所作诗‘忧国如焚，警惕一切’，同时攻击吴虞和柳亚子。”[12]7月31日，“朱玺在《中华新报》发表《论诗斥柳亚子》，赞誉郑孝胥、陈三立诗，嘲笑柳亚子不识诗坛派别，并进行谩骂、攻击。”[13]“8月10日-12日，朱玺发表长文，反驳柳亚子的指责，声称郑孝胥在辛亥革命后能‘敛迹自好’，陈三立‘晚节无恙’，攻击柳亚子、吴虞为‘狗党狐群，物以类聚’。”[14]朱玺的态度要比闻宥激进得多。

应该说一开始，胡先骕对柳亚子的驳斥还算是有礼有节，至少柳亚子对胡先骕的回复还算客气，这也与胡先骕个人的态度相关，但是后来情况就逐渐改变了。先说闻宥，对郑孝胥、陈三立和陈衍大肆表彰，隐含意味是对柳亚子一派及其他新文化派别的不满，然后到朱玺，则完全是谩骂。这个就完全不是规则内的文学评论与评价，而参杂了其他种种要素。这次争论引入歧途，自然闻宥和朱玺要负很大责任，但是柳亚子在如何回应他们的争论时，用语也有一定问题。

诚然，同光体不能够看作是维护晚清统治的代表，郑孝胥也好，陈三立也好，虽是晚清重臣，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以30年代郑孝胥出任伪满洲国总理就无视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如果说要按照文学角度来看，柳亚子的行为确实存在很多这样那样不该的行为，但是其代表人物忠于亡清，恭维同光体，确实可能给文化界带来影响，这也是需要仔细考量。

三、同光体之争的发酵与影响

柳亚子对胡先骕、闻宥、朱玺诸人的动作进行了反击。1917年4月23日，“柳亚子致书社员杨铨（杨杏佛），告诉他曾以两诗回报胡先骕”[15]。6月28日-29日，“柳亚子发表文章，对闻宥提出质问，认为民国肇兴，应该创作‘朗然有开国气象’的诗篇。他表示：要使中华民国的政治走上轨道，必须扫尽北洋派；要使中华民国的诗学有价值，必须扫尽西江派”[16]。7月10日，“柳亚子发表《论诗五首》，回答姚锡钧，认为闽派与赣派本是一丘之貉，不必强为区别；钱谦益、吴伟业虽有失节行为，但盖棺论定，和今日的清朝‘遗臣’还不能同论”[17]。7月27日-30日，“柳亚子在《民国日报》连续发表《斥朱鸳雏》，批评朱玺的《平诗》一文，认为‘亡国大夫’与‘共和国民’的性情，‘天然不同’，鼓吹同光体乃是‘强共和国民以学亡国士大夫之性情’”[18]。

其后，当然朱玺、闻宥等人对柳亚子的论述还是不满，文字官司照常进行，姜可生等支持柳亚子的也有所表态。只是后来争论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整个南社的稳定与发展，这是始料未及的。这正反映出南社作为文学社团的劣势所在，没有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制度保证，光靠雅集和《南社丛刻》并不够。朱玺被柳亚子驱逐出南社，引起了成舍我等人的不满，虽然南社多数人员支持柳亚子所为，但柳亚子还是心灰意冷，将南社主任一职让予姚光。

1917年，柳亚子涉及到的各种文学争论并不止于此，其还参与了宋诗江西诗派之争，其时，唐宋诗之争也在南社内部展开。这些争论尤其影响到了南社内部的团结与稳定，导致出现了南社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汪欣有论：“对于同光体诗派之评价，南社诗人中也有不同于柳亚子、陈去病、姜可生、余十眉、吴沛霖、林庚白等人的看法。1916年南社胡先骕、闻宥、朱鸳雏与柳亚子之间因对同光体诗派的评价发生争论。朱鸳雏因对柳亚子进行人身攻击，柳亚子愤而将朱鸳雏驱逐出社。后引起南社成舍我、蔡守的反对。此事成为南社历史上的一大公案”[19]。

平心而论，同光体在诗学上确实还有一定的地位。“该诗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陈衍、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等。同光体诗派明确标榜在诗歌理论上‘不学盛唐而学中唐和宋’，而主要是‘学宋’，因为中唐诗人韩愈、孟郊等人的诗实质上也与‘宋诗’相通。”[20]作为在民国初年有众多追随者的诗学流派，同光体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只是因为陈三立、郑孝胥诸人作为清朝遗老，很容易被扣上保守的帽子。

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同光体之争之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社内部同光体之争愈演愈烈的1917年，恰好也值新文化运动逐步展开，并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力越来越显著的时刻，所以同光体之争发生于这个时间段实在值得关注。而配合柳亚子展开同光体之争、站在柳亚子这一边的吴虞，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不无吊诡的是，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与身份实在有些尴尬。吴晓云认为：“吴虞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而吴虞“非孝”观念的产生又与其家庭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吴虞对儒家孝文化的批判是深刻的，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但同时也有着明显的缺陷。”[21]吴以吴虞的非孝观出发，认为吴虞虽在新文化运动中有很大的贡献，却也是有很多问题的一个人，值得反思。

事实上，同胡适、陈独秀对比，吴虞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尴尬的角色。从吴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时，自己并没有多少才学。胡适夸说吴虞以西方法学思想来剖析中国社会，有论者说，这“只是英雄欺人之语，并不确切”。换而言之，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究竟承担了何种角色，实在有继续讨论的必要。

那么，柳亚子和吴虞论交，在同光体之争中结成统一战线，实则值得深思。王奇生在其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中，多次提到这一观点：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在20年代的国共合作、联俄联共进程中，渐渐跟不上了，被更年轻一辈的国民党员们称为老朽。柳亚子有类似于20年代国民党元老的位置。辛亥时，呼风唤雨，地位迥然，对当时的时局尤其是文学界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和影响作用。然而到了1917年时，文学界却出现了明确的新陈代谢，纯粹的新文化派别对整体的文学思潮影响极大，类似于柳亚子这样的文人，也逐渐被边缘化。

参与同光体之争，一方面是柳亚子等人对同光体泛滥、同光体代表人物是满清遗民的不满，其实另一方面也是对当时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回应，而这一点恰恰也是目前学术界研究所缺失的部分。柳亚子诸人确实无法融入到新文化运动群体中，那么彰显自己的地位与身份则只能通过这样的形式来阐述。毋庸置疑的是，新文化运动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当然柳亚子等人的文学创作也好，文学理论也罢，也存在问题。在一个新陈代谢极快的年代，南社中人也好，新文化运动也罢，都是对中国剧烈变动的现实的回应。只不过，面对着被逐渐弃置的柳亚子等人，更存在一种焦虑，只能通过打压更“落后”的文学样式来彰显自身的定位与价值。

一方面，柳亚子等人忧国忧民的特点是不容忽视也不能忘记，另一方面，他们的封建文化的功底也很了得，这样的矛盾在激进变动的社会，实则是展现出不能理解的一面。因而，同光体之争在今日看来确实很奇怪，但是如果站在柳亚子本人的角度，或许能够体悟。积极向前却不可能大步向前，只能对被认为是封建余孽的同光体下手，来表现出自己的进步。而数年后，柳亚子组建新南社，其文风和行事作风大作改变，其实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最终回应。

[①] 汪欣：《南社文化争论之评述》，《中华南社学坛》总第8、9、10期，第6页。

[②] 有关南社的主要著作大都会提及这件事情，但是很多侧重于对史实的铺陈，不够深入。但学界研究中有3篇论文值得关注，一是孙虎《同光体与南社兴衰关系的文化解读——被革命“误读”的传统与“现代性”的艰难抉择》（《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指出 20世纪初的中国诗坛，同光体诗派与南社诗人团体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双峰并峙。这不仅是诗学思想自身衍变的结果，而且也是具有文化意味的社会现象。文学史的书写常以"革命的、比较进步的"南社和"保守的，比较落后的"同光体相比较，仍然局限于南社式的"误读"，同光体与南社的文化本质仍处于遮蔽的状态。透过南社兴衰原因的考证，发现"同光体"在这场斗争中只是一个被"革命"有意"误读"的传统。这种"误读"更多出于"现代性"艰难抉择的结果，而并非是纯粹的诗学论争。其深层的原因是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激进主义的对立，进而表现为士的精英文学与民的布衣文学的对立，以及内凝涵养与外向冲动的对立。而贺国强（《同光体与诗界革命派、南社新论》《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指出对同光体与诗界革命派、南社的关系过往的研究存在着某种误区，对历史事实存在一定的曲解，需要重建史实。胡迎建（《论南社与同光体》《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则强调了柳亚子的责任，并比较了两者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邱睿（《南社林庚白与同光体诗人关系考论》，《兰台世界》2013年第15期）研究指出，林庚白是南社中反同光体的健将，其言辞之犀利不下于厌恶遗老的柳亚子。然林庚白曾为同光体领袖陈衍的学生，学诗从同光体入手，本为闽派后起之秀。

[③] 汪欣：《南社文化争论之评述》，《中华南社学坛》总第8、9、10期，第13页。

[④] 王学庄、杨天石编：《南社史长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3-434页。

[⑤] 吴虞：《与柳亚子书》，《民国日报》1917年4月28日。

[⑥] 王学庄、杨天石编：《南社史长编》，第437页。

[⑦] 湘君：《赭玉尺楼诗话》，《民国日报》1916年12月19日。

[⑧] 王学庄、杨天石编：《南社史长编》，第443页。

[⑨] 王学庄、杨天石编：《南社史长编》，第449页。

[⑩] 王学庄、杨天石编：《南社史长编》，第449页。

[11] 王学庄、杨天石编：《南社史长编》，第451页。

[12] 王学庄、杨天石编：《南社史长编》，第457页。

[13] 王学庄、杨天石编：《南社史长编》，第462页。

[14] 王学庄、杨天石编：《南社史长编》，第4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