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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社会变迁和思想意识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佛教艺术表现出来的，各式各样的佛教石窟艺术在统治者的支持和虔诚信徒的艰辛中相继出现，成为中国雕塑史上重要的一页，也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
佛教雕刻在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是多个大型石窟群。魏晋南北朝的几大石窟中，如果说莫高窟绚丽、麦积山多变、龙门精美的话，云冈就以它宏大的气魄闻名于世。尤其是那座13.7米高的“露天大佛”，以一种排空而来、压倒一切的气势征服了每一个观者。这尊大佛可以说是云冈石窟的代表作，更是典型北魏风格的代表。从雕塑手法来看，大佛明显带有兼收印度、希腊、波斯在内的犍陀罗风格。他宽阔的印堂、隆起的鼻梁好像有些希腊人的特征，但面孔中又隐隐有些印度人的轮廓，看来佛教雕刻艺术传入中国时是带有印度笈多王朝的影响。包括夸大两耳，鼻底一刀平切，体面关系之中又巧妙利用阴纹线刻，宽肩细腰，衣衫透体，重视衣纹规律等都直接受到犍陀罗风格的影响。同时，大佛饱满结实的形体又有着鲜卑这一游猎民族的体魄特征，倒是显得与秦汉雕塑的雄浑一脉相承。可以说，这是一尊融中外雕塑艺术风格于一体的千秋杰作。从时间和雕塑风格演变上来划分，云冈石窟群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的五个洞窟大致开凿于公元460年至466年，现位于云冈石窟中部。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个窟中的佛像面部特征鲜明，一般脸型较方，高鼻深目，身上的衣服还明显带有如刚出水似的浸透感，细密的衣褶紧紧贴着身体。在总体上带有一定的犍陀罗风格。第二期大致开凿于公元467年以后，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在雕像式样和雕像的服饰风格上逐渐出现了“汉化”的趋向，不但初步脱离了犍陀罗风格，而且开始探索更符合中国人审美观的造像形式。第三期大致开凿于公元494年至524年之间。在这一时期，汉化或是说现实化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佛和菩萨已经不再是一副至高无上的神态，而是与同时期社会风气中提倡的“秀骨清相”不谋而合。总的来说，云冈石窟的艺术成就是巨大的，人们对佛教的虔诚，对先进文化的向往加上原有的游牧民族的粗犷，这些结合起来造就了云冈的恢宏与不朽。它是人工雕凿出来的，但是却比它周围的任何东西都更贴近自然，仿佛那座山就是为它为存在的。一千多年过去了，它那种与生俱来的尊严不但没有消退，反而更加强烈。它不属于任何人，它只属于那片晴朗的天空、那片苍凉的大地、那种如火的 ，也许还有那冥冥中的某种未知。麦积山的雕塑有石雕也有泥塑，还有一些是先在石头上粗粗雕凿，雕出一个大型，再在上面敷泥塑造，然后再进行彩绘。尽管麦积山所在的甘肃天水的气候不如敦煌那样有助于泥塑的保护，但麦积山泥塑的工艺精到，在泥料的层次和调配上非常有学问，因此历经千年大部分仍保存较好，甚至表面仍然非常光滑细腻。在麦积山石窟中，那种与北魏政权同时进行的汉化过程也表现得清楚无疑，当时中原大地正是讲究玄学的南朝士大夫引领着文化的走向，因此，麦积山中“秀骨清相”的人物造型趋势也就不难理解了。北魏的统治者极力想融入高级的汉文化中，匠师们自然也极力运用中国本土固有的传统塑法甚至是画法，来描绘这一本是外来的内容，力求现实和富有人性，追求简洁、朴实和生动传神。因此，一大批表现人物内心的微妙情感，带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问世。
龙门石窟作为北魏迁都后，在河南洛阳开凿的石窟，在艺术风格上与前几个石窟的异域风格明显不同。从文化归属上说，它已属于汉文化体系，它体现的完全是中国人的审美观和时代要求，这也表明一个很长时间的过渡期，即从早先的犍陀罗风格向中国传统的转化，已经告一段落，龙门石窟也成为佛教造像艺术中国化的一个典型，在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龙门石窟中北朝时期的代表作是古阳洞、宾阳中洞和莲花洞。这其中古阳洞北壁的弥勒菩萨像和胁侍菩萨像都有颇高的艺术水平，面庞清秀，身段优美，显得洒脱飘逸，这些无不反映出雕塑艺术中汉文化对造像的影响。而对于较早期的古阳洞，开凿较晚的宾阳中洞就显现出了一种成熟之美，中国本土文化已经成为主流指导思想，流畅的线条，秀美的面孔，褒衣博带的衣着，标志着一个崭新历史阶段的到来。相比于云冈等石窟以圆雕为主或是高浮雕占统治地位，龙门的浅浮雕成就是十分突出的，这也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特色之一。南朝的陵墓雕塑是中国雕塑史上蔚为壮观的一页，它的雄浑与当年文人的飘逸形成矛盾的统一，以至为后人所称颂不已。总之，南朝陵墓的石刻以它的强烈力度和不朽活力成就了一个雕塑史上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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