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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做这个系列
一年以前，我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
它至少有两个维度值得进一步探究：除了物质主义，未来属于年轻人的这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是如何被构建的？如果传承给年轻人的是一个乌七八糟的社会：价值观混乱、缺乏信任和尊重、犬儒主义泛滥、暴戾、愚昧、不知好歹……如果人类积淀的文明被漠视，那么，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认为这是“对年轻人的好”。
另一个维度是现在看似乎理所当然，但实际上会越来越引起担忧的问题：未来的公正体系如何建立或维持？其实它就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提出的：人们普遍相信，“政治不平等比经济不平等更可怕”“代际之间的不平等比特定一代人以内的不平等更恶劣”；它也是威尔逊在 100 年前所面对的：如何在治理正在工业化的社会时，找出一个能让社会中所有人都同时受益的办法？
对于年轻一代未来所身处的世界，与工业化社会中利益重新分配、公正平等的社会真正形成相关。
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出发的。
不可避免，它会遭遇转型这个概念。我们探讨的所谓转型，也是探讨我们的未来，如今和未来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
在中国的语境中，它可能用另一种语言体系来表达，比如“共同富裕”之路，比如对阶层分化、固化等各种问题的担忧和解决之道。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个所有人，包括主事者，都没打算回避的问题。
《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邀请了十几位学者、用十几篇文章来探讨“转型”这个大话题。我们希望，它们能给你带来一点启发。更为重要的是，每篇文章后都会有一个关于国家转型的推荐书单。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方便你进一步阅读和思考。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说：“人类最大的难题，是实现一个能够主持普遍正义的公民社会。”《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一如既往地相信这些报道有助于我们每个关心未来的年轻人进一步的思考。毕竟，我们面临的问题如此之大，它值得我们为此动些脑筋。
康德 图/维基百科
以下是我们的第三篇，探讨的是日本的转型。
日本的转型始于 1853 年的“黑船事件”。这一年 6 月，美国海军提督佩里（Matthew Perry）率领着 4 艘军舰、 2000 多名船员，驶入了江户湾浦贺海面。美国人此行目的非常简单——奉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之命，要求日本打开通商大门。而这些军舰由于船体被涂上有防止生锈的黑色柏油，身形巨大，被日本人称为“黑船”，还引起了江户城内的骚动。
“黑船事件”之后，日美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日本同意向美国开港通商，并且必须给美方船员提供薪水与补给品。此后，俄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相继赶来，要求获得和美国同等的贸易空间和优惠条件，日本无力抵抗，只好签下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自此，日本也结束了 200 多年的“锁国”时代，向世界打开国门。
不过经常让人忽略的一点是，“黑船”所代表的外来力量并不是促进日本革新的唯一动力。在幕府制度被推翻之后，明治天皇登上执政的位置，他当时不过 15 岁。年轻会带来不同的从政态度，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
明治新政府之年轻，可以从当时出使欧美的岩仓使节团的组成看出来：“右大臣”（天皇之下第二号人物）岩仓具视 47 岁，伊藤博文 31 岁，木户孝允 39 岁，山口尚芳 33 岁……
“黑船事件”发生的 13 年前，中国也是因为外力（鸦片战争），被动打开国门，进入世界体系。但是，中日两国在打开国门后的不同选择，很大程度上使其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转型之路。
日本开启了明治维新、自由民权运动，积极彻底改革，拥抱西方文明，寻求“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迅速走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中国的转型则极为漫长和困难，大体经历了梁启超所总结的先由器物，到政制，再到文化的阶段性演变。
黑船事件，来自：维基百科
本文作者冯玮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问题专家。 1989 年，他曾作为首届中日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赴日本京都大学，师从著名学者山室信一教授。著有《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日本通史》等作品。
他的这篇文章将以被誉为“日本伏尔泰”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为切入点，探讨近代以来，日本是如何完成启蒙的？
在他看来，自 1980 年代初以来，福泽谕吉的头像一直被印在面值最大的 1 万日元纸币上，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人，主要就是对他“文明论”的评价。他的《文明论概略》，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外交、经济思想和主张，对于我们观察和了解今天日本的政治、外交、经济，仍不失其基本价值。这本书不仅是日本历史转型的“航标灯”，也可为认识和判断日本今后的发展方向，提供启示。
佩里（Matthew Perry），来自：维基百科
有意思的是，和梁启超总结的三段论顺序恰恰相反，福泽谕吉觉得，“文明”的顺序应是人心的变革、制度的改变、器物的创造。真正的变革与文明，要从改变人心、培养公民意识开始，再是制度变革、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最后才是器物革新。日本彻底贯彻了福泽谕吉这一思想，顺利完成了现代转型。而中国，类似福泽谕吉、梁启超等思想家的主张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始终没有得到良好实践。所以，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没有完成。
“文明的精神，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如果人民畏惧政府，则就不可能在文明上与外国竞争。文明的自由，并不是用其他自由所能换取到的，只有允许享受各种权利，使能获得各种利益，容纳各家的意见，使各种力量得以发挥，彼此保持均衡，才存在这种自由。自由也可以说是从不自由当中孕育出来的。所以，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论政府、人民、学者或官吏等各种不同阶层，凡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不管智力也好，膂力也好，只要叫做力量，就必须有一定的限度。”福泽谕吉写道。
近代中国以来，集举国之力而在器物上有革新之成果，可喜可贺。但如果对照福泽谕吉依次递进的三个阶段，足可见大有跛足之处。虽然，发展可能各有通路，但放在一个大的历史时段里，结果如何，成败如何——福泽谕吉可以说是已经经过检验的，其它可能还有待时日。
为什么 1 万日钞上面会是这个人，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日本货币的不同版本，是时代变迁和历史转型的反映。无论是圣德太子、吉备真备，还是伊藤博文、福泽谕吉，印在日本纸币上的人物，都是日本历史转型时代的“航标灯”。但是，正如前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所指出的，在日本，福泽谕吉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如此广受关注和评论，无出其右。他还专门写了一本论述福泽谕吉的书，题名选择了最能体现福泽谕吉思想主张的四个字：独立自尊。如果说“独立自尊”最能体现福泽谕吉思想主张，那么《文明论概略》无疑是福泽谕吉的代表作。自 1980 年代初以来，福泽谕吉的头像一直被印在面值最大的 1 万日元纸币上，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人，主要就是对他“文明论”的评价。
福泽谕吉（1835—1901）出生于大阪，父亲福泽百助在丰前中津（九州大分县）奥平藩驻大坂“藏屋敷”（销售本藩粮谷杂物）担任会计，颇有汉学素养，爱好收藏中国古籍。福泽谕吉的母亲是同藩武士桥本滨右卫门的长女，叫阿顺。福泽谕吉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幺，有一个哥哥和三个姐姐。福泽谕吉出生那天，他父亲白天购得了中国清代上谕条例 60 余册，晚上逢麟儿出世，双喜临门，甚感吉祥，于是给初生儿取名“谕吉”。在福泽谕吉 18 个月时，年仅 45 岁的福泽百助便因病去世。福泽谕吉痛感父亲怀才不遇，因此对血统等级制深恶痛绝。
福泽谕吉不仅自小耳濡目染，受有汉学造诣的父亲影响，并熟读中国古籍经典，而且曾跟随著名兰学家绪方洪庵学习兰学并通晓荷兰文。 1860 年他第一次赴美国的身份就是“通词”（翻译）。能够耳闻目睹西方社会，对于福泽谕吉而言是非常难得的经历。这一经历对福泽谕吉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福泽谕吉著述宏富，自 1860 年发表处女作《华英通语》后笔耕不辍，著作逾 60 部 100 册，涉及各个领域，尤其是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的各类问题，几乎均被他纳入视野。福泽谕吉不仅涉及领域广泛，而且作为启蒙思想家能够以“大道至简”的方式分析阐述问题，因此被誉为“国民教师”和“日本的伏尔泰”。 1872 年至 1876 年，福泽谕吉陆续发表了 17 篇文章，后这些文章结集出版，题名《劝学篇》。福泽谕吉强调，学而为贤为智，不学而为愚。亚细亚和欧罗巴文明所以不同，主要就是因为学习精神不同。福泽谕吉还在《劝学篇》中论述了人权平等之精义，西方学问之真谛，国民应尽之职责。他开宗明义写道：“天未造人上之人，亦未造人下之人”。这种主张“人人平等”的思想在受封建桎梏束缚、重尊卑等级的日本，犹如空谷足音，引起强烈反响，日本书市一时“洛阳纸贵”。
福泽谕吉曾三次远涉重洋赴美国和欧洲访问。他在《福泽谕吉自传》里写道，令他震撼的主要不是西方的物质，而是西方的精神，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精神。他根据所见所闻所感写成的 10 卷《西洋事情》，系统介绍了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发行数达 25 万，对刚刚结束锁国状态的日本人民“睁眼看世界”，具有划时代意义。在这本书中，他首次将 civilization 译为“文明”。“文明”一词出自《书经》的“睿哲文明”和“易经”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开化”一词则出自顾恺之《定命论》的“夫建极开化，树声殆则”。在日本，“文明”和“开化”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即“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一起，构成了明治维新的“三大方针”。
被誉为“日本伏尔泰”的福泽谕吉，他在这本书里写了什么？
《文明论概略》成书于 1875 年，共 10 章，前 9 章主要分析和论述了“文明的涵义”、日本和西方文明的差异及原因，智与德及其区别。最后一章是“论我国之独立”。在《文明论概略》中，福泽谕吉探寻古今中外文明发展的原因和变迁，阐述日本国民处在文明世界之中应有的生活方式和昌隆国运之道。
福泽谕吉在本书中阐发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以基佐和巴克尔的学说为范本的主智主义文明史观。按照福泽谕吉的定义：“所谓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品行的进步。由于能获得这种安乐和品行的是人的智慧和道德，因此所谓文明，归根结底就是人的智慧和道德的进步。”
二、福泽谕吉将人类智慧和道德进步的差异分为三个阶段：野蛮、半开化、文明。非洲等属于第一阶段；土耳其、日本、中国属于第二阶段；欧美诸国属于第三阶段。因此，按照他的观点，要取得智慧和道德的进步，必须“脱亚入欧”即摆脱亚洲特别是儒家文化陋习，向西方文明学习、靠拢。
三、按照福泽谕吉的观点，人类所有善的东西均归因于有智，所有恶的东西均归因于无智，因此他认为必须加强学习。这也是他撰写《劝学篇》的主要目的。
四、福泽谕吉认为，国家由政府和国民组成。政府和国民是契约关系。但“日本唯有政府而没有国民”，因为日本文明程度不高，缺乏能当好主人的国民，因此在日本应该建立怎样的政治体制的理论争辩中，相对于主张学习法国的共和制实行“万民同治”的“法学派”、主张学习德国高度集权实行“主权归一”的“德学派”，福泽谕吉属于“英学派”，主张日本应施行“君民同治”的君主立宪制。
福泽谕吉是在什么背景下写了这本书，当时日本是什么状况？
福泽谕吉撰写《文明论概略》的时代，是日本正由江户时代向明治时代转型的社会剧变的时代。
《朝日新闻》多年前就“日本 1000 年政治人物排行榜”进行民意调查，前四名依次是坂本龙马、德川家康、织田信长、田中角荣。而以“希望其重生拯救今日”为题的日本公信榜调查，前四名依次是坂本龙马、织田信长、圣德太子、田中角荣。
坂本龙马是出生于土佐藩（今高知县）一个世代经营清酒的“才谷屋酒店”的富商家庭，在强调身份等级的江户时代，只是一名乡士，而且他这个世袭的乡士也是祖上花钱买的，虽然也能持姓佩刀，但不能住在城下町，只能住在乡下，相对于住在城下町的武士“城下士”，他只是个“乡士”，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声誉，主要因为他在 1967 年 6 月 9 日，坂本龙马和土佐藩参政后藤像二郎一起乘藩船“夕颜号”赴京途中，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八条建议，史称“船中八策”：1、天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悉由朝廷发布；2、设上下议政局，置议员参赞万机，万机决于公议；3、以有才公卿诸侯及天下人材为顾问，赐予官爵，除以往有名无实之官吏；4、广泛开展对外交往，签订新约；5、折衷古来之律令，重新撰定无穷之大典；6、扩充海军；7、置亲兵守卫帝都；8、定金银货币与外国平均之法。“船中八策”深得后藤像二郎欣赏。 6 月 22 日，土佐藩由第 14 代藩主山内丰信署名，向将军呈上了“大政奉还建议书”，强调为了避免内战，当将权力交还天皇。
坂本龙马，来自：维基百科
德川庆喜接到“建议书”后，鉴于萨长两大雄藩虎视眈眈的“倒幕”态势令幕府随时可能柱折梁倾，同时为了避免内战爆发、生灵涂炭，经与众幕僚商议，于 10 月 14 日向朝廷提出了奉还政权的上表。 10 月 24 日，德川庆喜又呈上了将军辞表。 1867 年 12 月 9 日（公历 1868 年 1 月 3 日），睦仁天皇宣布接受德川庆喜奉还大政、辞退将军的请求并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江户幕府历 15 代将军后“谢幕”。
1868 年 7 月 17 日，新政府以天皇的名义下诏，将原幕府统治中心江户改为东京。 9 月 8 日，天皇睦仁根据取中国古籍《易经·说卦传》中“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改元“明治”，并规定“自今以后，一世一元，永为定制。”以往一个天皇有几个年号成为历史，日本也因此进入明治时代，并展开以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为“三大方针”的明治维新。当时的日本在“文明开化”方针指导下，报纸、杂志等近代媒体纷纷问世。
1870 年，日本最早的日报《横滨每日新闻》、《海外新闻》创刊。随后，《东京日日新闻》、《邮便报知新闻》、《日新真事志》等相继发行。 1874 年《读卖新闻》创刊后，报纸不仅开始从以政论为重点并发表社论，转向以新闻报导为重点，而且刊登民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新闻。一些启蒙思想家结成了一些社团组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明治六年（ 1873 年）建立的“明六社”，其创办的《明六杂志》是当时著名的启蒙读物，而福泽谕吉就是明六社的骨干成员。
明治天皇，来自：维基百科
随着文明开化的进行，日本的社会文化开始出现新气象，人们的生活习惯开始发生显著改变。同时，住洋房、点煤油灯，吃西餐的人日益增多，被贱视的猪牛肉、牛奶成为上品。1871年，日本政府发布“断发脱刀令”，命令武士剪去“丁字头”，解除佩刀。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第373号太政官布告，废止幕府时期常礼服，定西式礼服为官员礼服，同时禁止作为处罚的“切腹”和“混浴”，采用太阳历。总之，日本政府在各领域全面推进“文明开化”。
但是，当时日本普通民众对何谓“文明开化”，缺乏真正了解。 1873 年，加藤佑一在《论文明开化的意义》一文中，有如下描述：“盖文明开化之事，如人们的口头禅，经常被提起。但真正理解文明开化之含义的人并不多，若问我何以如此评论，因为我发现，吃猪肉被视为文明；打着蝙蝠伞在路上行走更是了不起的文明；穿着皮鞋直接踏上榻榻米，是给人带来点麻烦的文明，更不用说牵着的狗也踏上榻榻米；毁坏佛坛是了不起的文明；但凡模仿西洋人的，但凡耳之所闻眼之所见的新事物与他人不同的，全都成了文明开化。”有鉴于此， 1875 年，福泽谕吉发表了《文明论概略》，提出了自己对“文明”的解读，使这部作品成为经典的启蒙读物。这本论著不仅是当时体现启蒙思想的代表作，而且是构成福泽谕吉一系列政治主张的基础。
后来的人据此做了什么，如何影响至今？（政治、外交和经济）
政治
在明治宪法体制建立之前，日本舆论就新的国家政体究竟应该仿效英国、法国，还是德国的政治体制，展开了一场争论。福泽谕吉是主张学习英国君主立宪制的“英学派”代表人物。促使他主张学习英国的动因，就是 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泱泱东方大国败于西方英伦之夷虏”，并被迫签“城下之盟”的战争，使包括福泽谕吉在内的日本人受到极大震撼。“以鸦片战争为契机，日本人对英国的关心日趋强烈。英国和日本一样，同样是岛国，且面积和人口亦无大的区别，为什么能够以占压倒优势的海军力量和经济实力称霸世界？这一问题，自此被正式提出。认为英国富强之根本在于君民同治的立宪制的见解，开始出现。”之前有深厚汉学和兰学学习经历的福泽谕吉，因而对英学产生浓厚兴趣。
鸦片战争，来自：维基百科
外交
1882 年，福泽谕吉创办了自诩“不偏不党”的《时事新报》，并亲自撰写社论以引导舆论。 1885 年 3 月 16 日，刚过 50 岁生日的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这篇文章译成中文不足 2000 字，但是对日本及亚洲的影响之深远，在 100 多年后的许多现实问题中均可以发现其踪影。毋庸赘言，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是“文明论”的逻辑结论，两者的内在联系显而易见：既然欧美已进入文明国家，那么日本要成为文明国家，除了与欧美为伍，别无他途。
按照福泽谕吉的观点，就世界整体而言，个人并不和文明直接发生联系，而是作为国民中的一员，按照国民的文明进程被配置在文明的坐标上，形成不同国民的优越、劣后关系。因此，国民相互之间的竞争和国民内部的竞争当区别考虑。同时，即使在国民内部，也存在距离“文明”相近的集团和组织，以及被“文明”边缘化的基层民众。在国际层面，日本与其他国家国民的关系，因处于“文明”坐标的位置不尽相同，因此利害关系也并不不同。但是，如何维护独立自尊，须优先得到关注。在国内层面，亦应该根据人们的意识、行动的不同水准开展竞争，而不是无视差异的存在。也就是说，福泽谕吉既关注“竞争”，但他也充分意识到个体的差异，也兼顾“平等”。
经济
福泽谕吉经济思想和理论中存在着“彼此对立”乃至矛盾的要素。在国门初开时，福泽谕吉在《唐人往来》中表达了贸易自由主义倾向，强调了“使对外贸易自由、隆兴之必要。因为，如此将刺激国内的工业和农业，使之亦趋向繁荣。” 在随后发表的《西洋事情外编》中，福泽谕吉亦“阐述了乐观的资本主义精神”，强调使人“依照天赋，自由地伸展其力”，是“经济学之基本宗旨”。但是自 1874 年后，福泽谕吉却抛弃了自由主义，转向保护主义。《不可允许外国人杂居内地之论》，就是显示这种“转向”的明证。但是，福泽谕吉绝不是“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在他的经济理论和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根主线，存在始终不变的主旋律，即始终努力跟随“时代和局势”，使国家强盛，人民幸福。概而言之，即福泽谕吉非常关注“贸易立国”。在 1883 年 3 月《时事新报》的《日本亦能成为富国》一文中，福泽谕吉写道：“欲使我日本人民极大地推进富实文明，遑论支那人，甚或与欧美人民比肩亦毫无愧色，唯扩大贸易求富于整个世界市场……我辈当可断言，使我日本之富实文明与欧美诸国比肩甚为简单，即只需扩大贸易。”
大久保利通，来自：维基百科
福泽谕吉极力主张“工商立国”。他在《除工商立国之外别无他途》一文中写道：“在今日之世界欲求国家之富强进步，不管如何千思万考，处心积虑，我辈均可断言，毋庸置疑，除了工商立国之外，别无他途。”为了实现“工商立国”，福泽谕吉认为政府当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因为，“以政府之资本行寻常之商业工业，正所谓杀鸡用牛刀，在其压力之下私人之运作必然无法逞其所能”。“若欲推进文明世界之实业，则必须依赖经受教育之士流学者。……论其要点，第一是广有知识见闻，详于内外事情，关注时势进退，不错失可把握之良机。第二是品质高尚，诚信守约。第三是规范事物之秩序，尽可能按照规则行事。” 他强调，“政府若为了富国，就认为可以做任何事情，与人民从事相同的寻常事业，甚至与人民竞争工商之成败，其弊极矣。”这一思想和日本统治者殖产兴业领导者的政策是吻合的。
和西乡隆盛、木户孝允被并称“维新三杰”的大久保利通，在 1874 年 5 月《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里写道，“大凡国之强弱基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虽物产之多寡胚胎于人民是否勉力于工业，但若追根溯源，则未尝不依赖于政府政官之诱导劝奖之力。”继大久保利通成为殖产兴业领导者的大隈重信，深受福泽谕吉思想影响。 1880 年 9 月，大隈重信提出了《出让为劝业而设置的工厂之议》，主张除了对实施国家统治至为必要、不可或缺的器具制造工厂，如军工工厂以及造币所等，仍由政府直接经营外，一般企业可通过出售改为民营。同年 11 月 5 日，明治政府制定了《工厂出售概则》，着手将大隈重信的构想付诸实施。和强调“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中国洋务运动相反，殖产兴业贯彻的是福泽谕吉提出的“官不可与民争利”的主张，这一主张和殖产兴业的成功，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部近 150 年历史的书，对现在还有意义吗？
汉语“文明”一词，最早出自《易传·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按唐代著名经学家孔颖达的诠释，即“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文明后又有与质朴对应的文采、文德辉耀、文教昌明等意。福泽谕吉首次将 civilization 译为“文明”，而 civilization 源于拉丁语 civilis （市民的，衍生意为都市化），意为“社会表现出较高发展阶段的状态”。
虽然福泽谕吉将世界各国配置在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上，但他同时提出，“文明”和“野蛮”是相对的，世界各国、各民族民情风俗各有不同。虽然在当前阶段只能以西洋文明为楷模，但西方文明并不是人类的理想状态。
因此，学习西方文明不能够“照单全收”，必须有所取舍。按照福泽谕吉的观点，文明有外在的表现和内在的精神两个层面。在文明的外在表现如服装、饮食、器物、建筑风格、政令、法律、武器中，最容易汲取的是服装、饮食、建筑等，而政令、法律则较难汲取。相对于文明的外在表现，文明的内在精神更难汲取。但若缺乏文明的精神，则不可能真正实现文明化。他强调，较之“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在文明化的进程中更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观点对当今世界的“全球化”颇有启发意义。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作为外在表现的文明可以突破时空而传递，可以具有普世意义，但作为内在精神的文明却很难突破时空。例如，在时间上，“文艺复兴”没有，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希腊古典文明的复兴，那只是以“复兴”的旗号倡导人权、反对神权。在空间上，作为外在表现的文明如西方的服装、饮食、器物、建筑风格早已传到东方，但是作为西方内在精神的文明却很难如此传递。 God 之所以被翻译成“上帝”，只是因为中国人在远古时期就崇拜“上帝”，但毋庸赘言，中国人理解的“上帝”和西方人理解的“God”，相去甚远。 Cross 所以被翻译成“十字架”，只是因为中国人实在不知道如何表达这个词，所以最终只能按照其形状翻译。但“十字架”这个词，显然不能包含 Cross 原有的含义。
这本书对中国有什么借鉴意义？
福泽谕吉提出，“所谓文明，归根结底就是人的智慧和道德的进步”。“智慧和道德”的进步，应是被列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明”所应追求的目标。这也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和历史经验的总结。
按照福泽谕吉的观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主要取决于三方面，这三方面当依次递进。
第一是意识的改变，尤其要摒弃落后于时代的传统思想。这种观点对我们不无启发意义。当今中国，对传统思想赞颂由于，鉴别和批判不足。事实上，中国传统思想存在不少糟粕。自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礼”和“乐”曾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两个关键字。所谓“礼”，就是维护尊贵卑贱的等级秩序。所谓“乐”，就是在维护“礼”的前提下，让民众安贫守拙，构建“和同”。虽然“读书做官论”、“入党做官论”多次受到社会批判，但毋庸讳言，“官本位”思想在中国依然根深蒂固。当今公务员考试成为“中国第一考”就是明证。福泽谕吉提出，“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
冯玮
第二是政治制度的变革。福泽谕吉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尤其是根据日本的国情，当学习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但从他的这一主张里，我们不难发现他所谓的学习西方，没有脱离对本国国情的考虑。
第三是器物的革新。按照福泽谕吉的观点，“所谓文明，归根结底就是人的智慧和道德的进步”。也就是说，器物的革新本质就是“人的智慧和道德的进步”的结晶。中国在近代所以落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是重要原因。近年，中国在 FAST 、量子卫星、载人航天、大飞机等多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原因就是创新。
（注：所有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原文标题为《日本历史转型“航标灯”：<文明论概略>》。原文有删节。）
推荐书单
1.《文明论概略》
2.《日本为什么成功？》
来自：孔夫子旧书网
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世界特别是亚洲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而且使日本各城市在美军的“无差别轰炸”下，处处瓦砾。 1942 年秋，日本政府通过报纸征集到一句蛊惑人心的口号：“啥也不想要，只要打胜仗”。不到 3 年，日本却是“啥也没得到，除了打败仗。”
由于战败，不仅军需生产全面停止并导致很多工厂倒闭，而且由于原材料不足和战争灾害等原因，工业生产严重停滞。据日本厚生省统计， 1945 年 10 月，当时日本劳动人口约 3000 万，失业和半失业人口逾 600 万。战后，粮食极度紧缺，民众食不果腹，陷入困境。日本政府相继颁布《粮食紧急措施令》和《确保粮食临时措施法》，甚至在农村强制征粮和低价统购统销，但仍难以缓解“粮荒”。
物资奇缺导致黑市猖獗。 1946 年，很多日常必需品的黑市物价约为市场同类物品的 7 至 8 倍。
日本经济团体联盟、日本商工会议所并称“日本经济三团体”的“经济同友会”创始人之一山下静子在《战后日本企业家群像》中写道， 1946 年 4 月，经济同友会为庆贺成立组织聚餐，居然找不到一家餐馆。因为曾经的餐馆不是成了“禁止日本人入内”的美国占领军娱乐场所，就是成了无家可归的职工宿舍。
但是，仅过了 10 年，日本的经济状况就发生了明显变化。 1956 年 7 月 17 日，日本政府发表了《昭和三十一年度年次经济报告》（通称《经济白皮书》），开篇即宣称：“战后日本经济恢复之迅速，实出乎万人之预料。那是因日本国民的勤奋努力培植、因世界形势之良好而育成的。确实，由于日本贫乏之故，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消费和投资的潜在需求尚在高涨，但与战后一段时期相比，其欲望之炽烈已显著减弱。现在已不是‘战后’。我们正面临与以往不同的事态。”报告中“现在已不是战后”这句话，作为结束战后时期的宣言而闻名。
又过了 10 年， 1965 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为 883 亿日元，在美国、联邦德国、英国、法国之后，居第五位。 1968 年，日本 GNP 达 1419 亿美元，超过 1322 亿美元的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 1985 年，日本 GNP 为 13,300 亿美元，为英国的 2.9 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题名的森岛通夫撰写了《日本为什么成功》，将日本的成功概括为一个公式：日本思想道德 + 西方科学技术，引起世界广泛关注。
森岛通夫解释日本“成功”的理论，虽然有 19 世纪 50 年代佐久间象山提出的“东洋道德，西洋技术”论，即“和魂洋才”论翻版的明显痕迹，但不无新意。尤其他对宗教尤其是儒教在日本嬗变，称之为“宗教革命”的解释，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从19世纪到今天，日本长期奉行“东西结合路线”，也值得关注。
3.《日本第一》
该书出版于 1979 年， 翌年即被译成中文（当时作者的名字被译为埃兹拉·沃格尔），引起广泛关注。 2016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重新组织翻译出版了这本书。
作者傅高义在本书序言中陈述了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日本近年来的成就，使我大为惊异。得天不厚的日本，怎么能把美国人都束手无策的一大堆问题，处理的这样头头是道呢？我想来想去，终于认为，日本确实具有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东西。我已经不能满足于把日本当作一个猎奇的对象了，我想就具体问题去探索和理解日本的成功。”“我不得不相信，日本人之所以成功，并非来自所谓传统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来自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我于是用了几年功夫来研究日本成功的原因，并写成了这本书。”
傅高义在这本书除了肯定日本的成就外，也指出“美国在引进日本这个模式时，很可能会遇到以下几个严重的问题”：1、压制个人权利、个性和创造性。2、忽视持不同意见者和反对派、少数派。3、难以安排“掉队的人”，等等。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企业文化是日本成功的关键之一。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企业经营的成功，同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按照美国学者艾伯哲伦和陶斯克的观点，“日本企业发展所以取得成功，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日本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在傅高义的《日本第一》中也颇受关注。
“企业文化”概念的最初提出者是美籍日裔管理学家威廉·大卫。所谓企业文化，就是“一个公司的文化由其传统和风气所构成。此外，文化还包含一个公司的价值观，如进取性、守势、灵活性，即确定活动、意见和行动模式的价值观。”
威廉·大卫还提出了在管理学领域著名的“ Z 理论”。所谓 Z 理论，就是相对于注重“安全和需求”的 X 理论、注重“获得尊重和社会需求及自我实现”的 Y 理论，注重“自我超越”的管理学理论。这一理论迎来了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理论的发展高潮，并在日本企业家的经营实践中获得体现。无论松下幸之助强调“企业即人，成也在人，败也在人”、盛田昭夫强调“以人为本”、稻盛和夫强调“敬天爱人”，还是作为丰田汽车公司成功要诀的“积集人才，善用能人”，都强调人在经营资源中的地位。
宫本宪一在《现代资本主义与国家》中提出，“美国是军事国家，英国是福利国家，日本是企业国家”。了解日本有怎样的“企业”、是怎样的“国家”，读《日本第一》必然会获得诸多启示。
4.《日本政治史》（四册）
升味准之辅是当代日本颇具影响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史研究家，该书对日本政治史的论述注重引用有关重要人物的日记和回忆录等一手资料，且叙事有文学色彩，读来不感枯燥。全书脉络清晰，不仅涉及政党斗争，而且涉及政治人物性格，不仅是了解日本政治史，而且是了解日本外交史的读物。
5.《日本经济史(1600—2000)》
该书比较完整而扼要地论述了自江户时代至 20 世纪末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对于学习了解日本经济发展历程是有益的。
6.《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
内藤湖南是日本学术大家、著述颇丰，也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泰斗。他有个著名的比喻：日本文化是豆子，中国文化是卤水。没有中国文化的“点化”，日本文化将难以成立。因此，在论述日本文化时，内藤湖南总是将其和中国文化进行比较。正是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使读者能清晰认识日本历史文化的脉络。本书不仅有历史的宏观性综述，也有微观性著名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刻画，所采用的方法论及思想内核，是内藤湖南著名的日本政治力量变迁论。
7.《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
五百旗头真曾任日本防卫大学校长，本书作者包括安倍晋三智囊、京都大学教授中西宽等。该书也是“阅读日本书系”中的一本，是《战后日本外交史》日文版的第三版、中文版的第二版。和以往相比，主要是将时间跨度延长至 2010 年，增加了小泉、安倍、福田、麻生、鸠山等政权时期的外交内容，是认识日本战后外交的全景图。
8.《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二战以后日本思想史巨人所撰写的研究东亚传统思想中蕴含近代化要素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这是国家转型系列的第三篇，第一篇请点击下划线阅读《100 本书，20 个国家的故事，十几个学者，帮我们了解国家的转型：东欧篇》，第二篇请点击下划线阅读《100 本书，20 个国家的故事，十几个学者，帮我们了解国家的转型：西班牙篇》。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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