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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从晋武帝罢州郡武备和行封建制度，浅谈“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
前言“八王之乱”，是西晋王朝发生的一次内部大动乱，历时十六年，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事件，不仅破坏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更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和此后三百余年的大动乱，使中国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
“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一直以来都成了历史学家的研究热点。众多学者对此，也发表了很多专著，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封国置军说、宗王出镇说、历史积弊和诸种矛盾说，等等。因此，对这次动乱爆发的原因，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就从晋武帝罢州郡武备和行封建制度，即从“封国置军说”的角度，浅谈一下“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
一、罢州郡武备在魏末晋初，州郡领兵还是罢兵，跟封建制度关系甚大。
《三国志·司马朗传》：
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搜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从司马朗的这段论述可知，在魏末晋初，五等之制已灭，中央为了抵御外寇，防患于未然，只能让州郡领兵。
为了让大家理解这段话的内涵，还得介绍一下五等之制。“五等之制”，是由周朝首创，它规定了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受封对象是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它有利于维护西周政权的稳定性，但与此同时，它也具有很大的弊端，那就是受封者有自己的土地、人民和军队，在其领地内具有较大的独立性。这些人一旦势力大了起来，很容易脱离中央，更有甚者乃至反叛中央。秦始皇看出了这一点，于是他统一中国后，就废掉了五等之制，改行郡县制了。也就是说，在司马朗看来，既然不能行五等之制，就只能让州郡领兵，否则州郡很容易为外寇所侵。
晋武帝灭吴后，分封诸王，开始罢州郡武备。这一做法，遭到了山涛的置疑。
《世说新语·识鉴篇》刘注:
涛居魏晋之间，无所标明，尝与尚书卢钦言及用兵本意。武帝闻之日：少傅名言也。咸宁中，吴既平......于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时京师犹讲武，山涛因论孙、吴用兵本意。涛为人常简默，盖以为国者不可以忘战，故及之。又云：“永宁之后，诸王构祸，狡虏焱起，皆如涛言。第一段话引自《名士传》，表明山涛曾和尚书卢钦说过“用兵本意”。晋武帝对此大加赞赏，称之“少傅名言也”。第二段话引自《竹林七贤论》，表明晋武帝平吴、罢州郡兵后，曾在京城讲武，山涛发表过一番论述，他认为当政者不能忘记战争，如果罢州郡兵，一旦发生内乱，就不好处理了。此后爆发的“八王之乱”，正应了山涛的话。
《名士传》和《竹林七贤论》记载的事大致相同，不过时间不同。
《晋书·山涛传》：
咸宁初，转太子少傅......太康初，迁右仆射。据此可知，山涛在咸宁初年为太子少傅，太康初年升为右仆射。而《名士传》中，山涛论及“用兵本意”，被晋武帝称为“山少傅名言”，可知山涛这话是在平吴、罢州郡兵前说的，否则晋武帝就该称“山仆射名言”。
再据《晋书·卢钦传》，卢钦卒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而《晋书·山涛传》却说，“吴平之后......（山涛）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精”。这段话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将山涛论“用兵之本”的时间，说成了在平吴、罢州郡兵之后，二是那时卢钦已死，山涛不可能和他对话。
司马光不愧是一个严谨历史学家，他没有采用《晋书·山涛传》的记载。
《资治通鉴·晋纪》：
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仆射山涛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备”。帝不听。及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如涛所言。平吴之前，山涛言及“用兵本意”，符合晋武帝的心思。所以，晋武帝称之为“山少傅名言”。平吴之后，晋武帝遂罢州郡兵，并在京城讲武，山涛言及“孙吴用兵本意”，意为孙吴虽已平定，却不能以为天下已经太平，因此不能罢州郡武备。这个时候，晋武帝就不以为然了。晋武帝不听是有原因的，那时他已经分封了很多王国，而王国是有武备的。
二、行封建制度晋武帝平吴前，就开始实行封建制了。据《三国志·陈留王奂传》：“咸熙元年五月庚申，相国晋王奏复五等爵。”
裴秀是“复五等爵”的关键人物，在他的建议下，“自骑督已上六百余人皆封”。据《晋书·裴秀传》，裴秀，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裴氏是河东郡的世家大族。裴秀祖父裴茂，任东汉尚书。父亲裴潜，任魏朝尚书令。裴秀主张“复五等爵”，跟他的世族出身，以及“家教上下相承”，关系重大。
《晋书·地理志上》详细地记载了裴秀提出的“五等之制”：
惟安平郡公孚邑万户，制度如魏诸王。其余县公邑千八百户，地方七十五里;大国侯邑千六百户，地方七十里;次国侯邑千四百户,地方六十五里;大国伯邑千二百户,地方六十里;次国伯邑千户，地方五十五里;大国子邑八百户，地方五十里;次国子邑六百户，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户，地方四十里。通过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邑万户的只有司马孚一人。他虽然爵位是公，但是制度同魏朝诸王。安平郡的地位，相当于国。其他的，则只能称为“县公”，也就是以县为国。县公以下，有侯邑、伯邑、子邑、男邑。
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自立为帝，改元泰始。不久，晋武帝分封诸王，以郡为国，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封建制度。该制度规定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有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下二军，有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有兵一千五百人；诸侯留居京城的，不去自己的封国。罢五等之制。公、侯食邑万户以上的为大国，五千户以上的为次国，不满五千户的为小国。
简而言之，晋武帝即位后，为了监督异姓功臣和吴蜀地主，大封宗氏为王，并且允许王国置军，取消郡县武备，改变了之前的“五等之制”。新制封国实际上只有王、公、侯三等，伯、子、男只能在支庶以上推恩受封时才可见。旧制是“自骑督已上六百余人皆封”，新制主要分封同姓王，异姓只能封郡公和郡侯，可见它是“以郡为国”。这一制度在《晋书·职官志》中，有详细论述：
郡侯如不满五千户王，置一军一千一百人， 亦中尉领之。邑千户，至是改正县王增邑为三千户，制度如郡侯，亦置一军......其大国、次国始封王之支子为公，承封王之支子为侯，继承封王之支子为伯。以郡为国中的“国”，跟汉代所谓“国”，并无区别。但是与之前不同的是，新制规定了王、公、侯的领兵制度，以王国来说，大国有军队五千人，次国有军队三千人，小国有军队一千五百人。郡公有军队一千五百人，郡侯有军队一千一百人。县王领兵则如郡侯，有军队一千一百人。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开始罢州郡武备，而封国的军队犹存。这样一来，封国的势力愈大，军事实力愈增，大量的封国不能安其志、守其国。正如刘颂上疏时所说：“今虽一国周周环近环将千里，然实力寡，不足以奉国典。”
一言概之，新封制实行，罢州郡兵后，在地方上，唯独封国有军队，州郡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武吏。时间一长，封国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叛逆分子。“八王之乱”中，诸侯王起兵凭借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国兵”。
晋武帝平定东吴后，实现了统一天下的目标。他为了防止异姓功臣和吴蜀地主反叛，罢免了州郡的武备，由中央直接掌控州郡，并大肆分封了许多同姓宗族为王，允许他们置兵。“八王之乱”之所以爆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皇帝控制的州郡无军队，而封国则有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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