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着名作家梁实秋擅长演讲，他的演讲独具风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师大任教期间，当时的校长刘真，常请名人到校演讲。
有一次，主讲人因故迟到，在座的师生都等得很不耐烦。于是，刘真便请在座的梁实秋上台给同学们讲几句话。
梁实秋本不愿充当这类角色，但校长有令，只好以一副无奈的表情，慢吞吞地说：“过去演京戏，往往在正戏上演之前，找一个二三流的角色，上台来跳跳加官，以便让后台的主角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我现在就是奉命出来跳加官的。”
话不寻常，引起全场哄堂大笑，驱散了师生们的不快。
2、20世纪20年代初，郑振铎在上海结婚，新娘为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之女高君箴。婚礼采用当时最为时髦的“文明结婚”仪式。按仪礼规定，结婚人的双方家长，均须在结婚证书上加盖私章，以昭信守。
婚礼前日，郑振铎才想起他母亲还没有印章，于是去信请瞿秋白代刻一方应急。当天收到瞿秋白的回信，并无信笺，只一张“秋白篆刻润格”，内言：“石章每字二元，一周取件。限日急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另议。”
郑振铎一见，以为这是瞿秋白事忙不能代刻的托辞，乃另请人急刻一方备用。次日上午，婚礼即将开始之际，有人送大红喜包一件，上书：“振铎先生君箴女士结婚志喜，贺仪五十元。瞿秋白。”喜包内并无现金或礼券，乃是三方田石印章。
一方是郑老夫人的;其余为新郎新娘各一方。郑老夫人是单章稍大，新郎新娘的两方合成一对，边款分刻“长乐”二字，祝贺新人长乐永康，白头偕老。郑振铎与高君箴皆为福建长乐县人，取意双关。三章均玲珑雅致，主人把玩欣赏之后，才悟出所书“贺仪五十元”之缘由。
原来三章共刻12字，润格应为24元;急件加倍，则为48元;边款2元，故曰“贺仪五十元”。瞿秋白这一出人意料之趣举，给郑高二人之婚礼增添了特别的喜庆气氛，一时传为佳话。
3、林语堂曾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英文课，一次，开学第一天，上课钟打了好一会儿他还没有来，学生引颈翘首。林先生终于来了，而且夹了一个皮包。皮包装得鼓鼓的，快把皮包撑破了。学生们满以为林先生带了一包有关讲课的资料，兴许他是为找资料而迟到了。
谁知道，他登上讲台后，不慌不忙地打开皮包，只见里面竟是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但学生们并不敢真的吃，只是望着他，不知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林先生开始讲课，大讲其吃花生之道。他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
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说到这里，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要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
4、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而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
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不知道中国。陪同的人对吉鸿昌说：“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
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1932年，吉鸿昌回国，率领抗日同盟军，转战长城内外，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后不幸被敌人诱捕，就义前他写下了正气凛然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做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5、1932年，陈独秀被捕，在上海成了轰动一时的。开庭前，作为同国民党斗争的一种手段，陈独秀曾挥笔疾书，写下了洋洋数千言的《辩诉状》。他指出：“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
他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朽统治，抨击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迫，表示只要“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见全国人民辗转悲号于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专制者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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