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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刘茂
史海钩沉，诸代遍览，大抵魏晋之风流，难有出其右者。在那个沧海横流，礼崩乐坏的时代，天下人人自危；却又正是在那瞬息万变的环境下，诞生了名留千古的竹林七贤。
自魏晋以降，竹林七贤被无数文人雅士推崇。提起他们，我们总能想到嵇康的风神秀彻、阮籍的狂放不羁、山涛的长者气度、刘伶的以酒为名……他们飘然出尘，被引为高士之典范。
但若是世间人，又怎能躲得过世间事。文人风骨和残酷政治的碰撞，本就是亘古不变的历史主题，竹林七贤自难幸免。
他们是一个整体，但又各有千秋，面对残酷的现实，以不同的方式维系着脆弱的乱世浮华。
遗世独立
竹林七贤中，真正称得上遗世独立的，唯有嵇康一人而已。
自早年丧父后，嵇康博览群书，雅好老庄，在道家思想的熏陶之下，嵇康年及弱冠就已有飘然出尘的风姿，史载他“身长七尺，容止出众”，简直是由内而外都风采卓绝。
正始年间，嵇康第一次走进洛阳，不费吹灰之力便名满天下，娶得长乐亭主为妻，官拜中散大夫，春风得意之时，却辞官回到山阳，继续过清净淡泊的生活。长乐亭主为嵇康育有一儿一女，却难以得到嵇康更多的关注，他的志向在于自然和大道，以至于平生著述当中，没有只言片语提及自己的妻子。
高平陵政变之后，天下名士减半，阮籍迫于压力，第三次应召入朝，从此再未辞官。嘉平六年，夏侯玄被杀，正始名士至此推出历史舞台，山涛和王戎相继入朝为官，直至最终位列三公。但嵇康依然故我，在山阳打铁、种地、读书、采药，怡然自得，视盛装来访的钟会如无物。血雨腥风的政治和荣华富贵，好像根本不在他眼中。
正元年间，天下局势大定，名属大魏，实归司马。司马昭征召嵇康入朝，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接到朝廷的直接征召，但他直接由性地予以拒绝，尔后远遁河东郡以避世。甘露元年，嵇康再度入洛，去太学抄写石经，令三千太学学生一见而惊为天人，再度引来风评无数。
纵观嵇康从出生到甘露年间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遗世独立，自得自洽。在那个纷纷扰扰的时代，有人由性而践踏礼法，也有人为了出名而刻意离经叛道。但嵇康不同，他眼中本就没有礼法，自然不需要去践踏礼法，他只是在做自己，行自然之事。不管从个人气质还是从学术造诣上说，嵇康都是竹林七贤中“玄”得最彻底的一位。
但在景元年间，半入云间的嵇康却突然从云端跌落，成了一个彻底的“世间人”，最终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他先是发表了言辞激烈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借绝交之名以明志，暗讽朝政之黑暗，埋下了广陵绝响的伏笔。紧接着，好友吕安的妻子徐氏被其兄长吕巽奸污，嵇康居中调解之后，吕巽却诬告吕安不孝，导致吕安下狱被流放，后来又因为一封写给嵇康的信而被处死，悲愤莫名的嵇康毅然上书为吕安申辩，却给了司马昭借题发挥的机会，将嵇康逮捕下狱。景元三年，嵇康在刑场上演奏《广陵散》后淡然赴死。
在很多人看来，司马昭只是找了个很小的借口将眼中无朝廷的嵇康处死，但这所谓的“小借口”，于嵇康而言，是心态上多么巨大的转变！一位深谙老庄之道，遗世而独立的出尘之人，突然之间跌落凡尘，惨遭屠戮，令人扼腕叹息却又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超凡脱俗是嵇康，跌落人间也是嵇康，他的心里，始终没有忘却朋友与苍生。
遗世独立嵇中散，终究是半入云间，那还有一半，仍在世间。他悲壮的结局，终是应了孙登那一句“子才多识寡，难于免乎今之世矣。”
离经叛道
阮籍毫无疑问是竹林七贤中内心最为痛苦的一位。他出生世家，父亲阮瑀是大名鼎鼎的建安七子之一，所以他从小接受的便是正宗的儒家教育。竹林之游前的阮籍，与那些立志治国平天下，建功立业的儒生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咏怀》第十五首中他写道“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好一个熟读儒家经典，以颜回、闵损为榜样的有志青年！除此之外，《咏怀》中更有“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里垌”等句子，说明他不仅饱读诗书，更仗剑习武，立志报国。
可阮籍这满腔热忱，注定无法在魏晋禅代的历史大潮中施展。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他，初赴洛阳，便受到了何晏、夏侯玄等正始名士浮华之风的冲击，所以当出仕报国的机会真正来临时，他并没有欣喜若狂，虽然接受了蒋济的征召，但却很快辞官，并写下了“王业需良辅，建功俟英雄”的诗句，表达了对朝堂上浮华之风的不满。
正始年间曹爽和司马懿之间那场凶险万分的权争，让阮籍看到了政治的黑暗和当政者的无能，他内心的挣扎最终在广武山爆发成了那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呐喊，但对这残酷的现实，他依旧无能为力。
即便有官职在身又如何呢？整个天下都风雨飘摇，他济世报国的志向，就这样在内心的挣扎中被掩盖。所以正始九年，他的第二次出仕，再次不了了之。
高平陵之变后，迫于无奈的阮籍响应司马懿的征召再度入朝，任从事郎中，终其一生再未辞官。在往后的日子里，阮籍由儒入玄，成了目空礼法的狂士，饮酒刘公荣，醉卧美人畔，练就青白眼，服丧不拒酒肉，看起来何惊世骇俗和痛快，可是谁又知道他内心的无奈和痛苦呢？“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他做不到像嵇康那样慨然赴死，没有与司马家决裂的勇气，只能在合作与抗争之间徘徊，他拒绝做司马家的帮凶，但又需要司马家的纵容，所以只能通过离经叛道的行为，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司马家若即若离的状态。这样的妥协是阮籍自己不能忍受的，但他又不得不去忍受。
终于，对自身懦弱和挣扎的忍受在景元年间迎来了爆发，司马昭杀高贵乡公曹髦之后，阮籍在景元元年发表《鸠赋》，暗喻司马家鸠占鹊巢，四年后，司马昭灭蜀，在各方压力之下，阮籍写就《劝进文》，请司马昭领受九锡之礼，然后在孤独与痛苦中离世。
这就是阮籍，愤世嫉俗，一生充满了断裂和矛盾，在残酷的政治阴影下，他懦弱地选择被动接受，却又不忘本心处处主动抗争，这无奈的抗争，在滚滚的时势之下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却又令人心有戚戚焉。
与世沉浮
山涛与王戎，是竹林七贤中最为特殊的两位，因为他们选择主动入世，最终位列三公，俱是与世沉浮的高手，而不像竹林的其他名士一般或多或少都与世疏离。
但他们又是不同的，山涛一生为官清廉，宽厚大度；王戎则左右逢源，随心所欲。
山涛是竹林之游真正的发起者，如果没有他在正始年间的引荐，阮籍和嵇康这两位竹林的核心人物恐怕很难相见，而他之所以能同时得嵇康和阮籍的青睐，不是因为学问高深，而是因为他身上有令人心折的长者之风。在竹林之游中，更多的时候，山涛扮演的是旁观者、倾听者和欣赏者的角色。
与竹林的其他成员相比，山涛一点也不“玄”，更没有离经叛道之举。他的志向始终是明确的，那就是踏上仕途，勉力治国。阮籍在河内郡初识山涛的时候，山涛已经四十岁，官职只是小主簿，却向夫人韩氏表露了自己的三公之志，此后步步为营，终于位极人臣。
正始年间，司马懿诈病赚曹爽，几乎整个天下都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善于审时度势的山涛，毅然决然地逃官而去，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为“由性”的一次。后来的事实证明，山涛的判断是对的，逃官让他远离了扑朔迷离的政治漩涡，免去性命之忧和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高平陵之变发生后，山涛离开竹林，去洛阳拜见司马师，很快便被举秀才，做上了郎中，不久到骠骑将军王昶麾下任从事中郎。司马昭主政后，山涛颇受信任，被任命为尚书吏部郎，正是在这段任期，发生了著名的山涛收礼而不用，藏之房梁的故事。
景元年间，司马昭灭蜀后，钟会联合姜维意图叛乱，司马昭屯兵长安，将大后方洛阳交给山涛打理，山涛没有辜负司马昭的期望，此后一步步成为德高望重的老臣。司马炎代魏称帝后，任山涛为大鸿胪，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司马炎之意，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
与山涛相比，王戎则是另一种风格。正始九年，阮籍在尚书郎任上结识了王戎，那时候的阮籍年已不惑，王戎还只是一名十几岁的少年，两人却一见如故，阮籍每每到王家拜访，都是直奔王戎而去，对王戎的父亲王浑几乎是视而不见。
阮籍第二次辞官回到竹林，王戎就也跟了去，他本来就是特立独行的小顽童，到了竹林这么个毫无礼法之处，自然乐得放浪形骸。竹林接纳了他，但却也戏称他为“小俗物”，从王戎后来位列三公的人生轨迹来看，这个戏称还真是名副其实，对他来说，由性可以，但首先要顺应时势。
王戎一生贪财吝啬，同是为官之时收到贿赂，山涛的应对方法是置诸高梁，而王戎则是来者不拒，西晋“八王之乱”时，朝廷局势波诡云谲，他最大的乐趣，竟是每天回家和夫人趴在床上数钱！但正是这样一个嗜财如命的王戎，在父亲去世的时候，硬生生忍住了金钱的诱惑，拒收父亲门生故吏们筹集的巨额慰问款，赚足了名声，可见其心志之坚定。
西晋元康七年，王戎升任司徒。但他认为天下将乱，于是不理世事，终日以山水游玩为乐，颇有作乱世逍遥游的由性姿态，仿佛多年之后，再度回到了当年的山阳竹林。
琅琊王氏，能在乱世风雨中屹立不倒，直至成为江左第一高门，其生存之道，令人拜服。但一提起琅琊王氏，人们总是想到王衍的“狡兔三窟”、王导的“善处兴废”，往往忽略了王戎，其实，他在与世沉浮上的功力，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消极无为
嵇康和阮籍，毫无疑问是竹林七贤的核心，也是正始名士被屠戮殆尽后，天下文人的代表人物。所以当他们尚存于世的时候，政治的摧残几乎都集中在他们身上，彼时的竹林七贤，除了山涛和王戎主动出仕外，剩下的三位——向秀、阮咸和刘伶——还可暂时独善其身。但在广陵绝响之后，他们在这天下再无容身之所。政治险恶，被迫为官的他们，如何自处方能不负心中浮华之志？唯有消极无为。
向秀年少时以文章俊秀闻名乡里，后先与山涛结识，再由山涛引荐给了嵇康，与嵇康一见如故，索性直接住了下来，加上吕安，三人打铁种菜，生活恬淡自足。向秀最大的特点，就是玄学造诣极高，他是竹林七贤中，与嵇康在学问上交流最多的一位。正始年间，嵇康发表《养生论》，向秀作《难嵇叔夜养生论》以反驳，实际上是在陪衬嵇康的观点。
作为一位痴迷玄学的名士，老庄就是向秀的一切，由他所作的《庄子注》，真正确立了《庄子》在玄学中的地位，从此以后世人才开始以“老庄”并称。可是广陵绝响之后，向秀平静的生活也走到尽头，景元四年，向秀进洛阳受司马昭召见，据《晋书·向秀传》记载：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猖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我相信，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向秀的心一定是冰冷的，可是在这样的世道里，他又能怎么做呢？细读《思旧赋》，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跃然纸上，处处昭示着他的不甘与愤懑。改节自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作为阮籍的侄子，阮咸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像是阮籍的小跟班，司马昭一朝，阮籍在洛阳做了不少蔑视礼法、惊世骇俗的事情以求自保，阮咸都参与其中。而他自己，也独自做出了不少离经叛道之举，比如幼时的阮咸曝裈、长大后的骑驴追婢和与猪酣饮，无不透露着竹林名士特有的由性和随意。阮咸就像一位艺术家，痴迷音律，造诣高绝，时号“妙达八音”，有“神解”之称，后世更直接以他的名字命名秦琵琶。阮籍辞世后，他出仕为官，任散骑侍郎，山涛曾推举阮咸主持选举，但晋武帝司马炎认为阮咸好酒虚浮，弃而不用，相信这反倒令天性散漫的他暗自庆幸。
后人皆知，竹林有豪饮之风，酒就像老庄、诗文和音乐一样，是竹林的不可或缺之物。但竹林酒事，是自正始九年刘伶到来后才宣告开启的。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其人之好饮，可见一斑。如果说，音乐是阮咸的一切，那酒就是刘伶的人生，他是竹林七贤中真正的方外之人，醒则饮，醉则卧，恐怕在他眼中，除了酒再无他物，竹林对他来说，正是可以心无旁骛纵情豪饮的绝佳场所。他虽然也爱好老庄，但很少参与嵇康阮籍他们的哲学争论，甚至懒得写文章，《酒德颂》是他留下的唯一一篇传世美文。
咸宁四年，王戎任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泰始元年，刘伶曾到王戎幕府下任参军，竭力提倡无为而治，因无所作为而罢官。泰始二年，朝廷再请刘伶入朝为官，刘伶喝得酩酊大醉，裸奔而去，拒绝出仕，终得寿终正寝。
以经历观之，“醉侯”刘伶倒是竹林七贤中活得最自在的一位，他社会地位最低，被当权者留意得最少，出仕时间最短，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能心无旁骛地沉迷杯中之物。“死便埋我”的旷达，还了他一个由性到底的乾坤。
千百年来，世人多以“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形容竹林七贤，似乎他们个个都是鄙薄礼法，目无强权，狷介不羁的狂士，但他们何其不同，短暂而美好的竹林之游后，他们相继出仕，用各自的方式迎接身不由己的命运，或遗世独立，或离经叛道，或与世沉浮，或消极无为，不一而足，却无一不是在平衡内心的浮华之志和现实的政治威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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