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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的故事:中国第一次全球化的故事 惊天动地

时间:2020-09-15

青花瓷的传说故事

提示:本文共有 50745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102 分钟。

书名:青花瓷的故事:中国瓷的时代

作者:(美国)罗伯特 芬雷(Robert Finlay)

内容介绍:

罗伯特 芬雷以瓷器,尤其是青花瓷为中心,从时间与空间两个方向切入,追溯瓷器的来历、变迁、用途、传播、影响与魅力。这样,书中就带入了中国文化史、中国艺术史、茶艺文化 也带进了西方工艺史、西方饮食文化史、西方生活史等,并由于中国瓷器也随着中国人与欧洲人的帆船去到可以入港停泊的地方,于是东南亚、非洲与中南美洲也都早早接受了中国瓷器,因此《青花瓷的故事》也带进了其他人类社会的相关历史。并且,罗伯特 芬雷精致地处理了陶瓷工艺史,使任何专业的人读来都毫无负担。

在《青花瓷的故事》中,郑明萱的译笔也是十分忠实和贴心,透过精巧的文字,消除了部分基于文化背景而可能产生的知识落差,却完全不害文意,不减少全书的内容,更可喜的是译文优雅易懂,读来生动流畅,令人难以忘怀。今天,青花依然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标志元素,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

作者简介:

罗伯特 芬雷,美国阿肯色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政治》《围困中的威尼斯:1494 1534年间意大利战争期的政治与外交》等。

书摘正文:

第一章 天下瓷都:18世纪的景德镇

18世纪刚拉开序幕,法国人殷弘绪在中国东南的江西省设立了一处教堂,地点是昌江畔的制瓷重镇景德镇。这名法国耶稣会新派来的会士,1698年在广州登岸时三十五岁。来华搭乘的“海后号”,是法属东印度公司向当时的法王路易十四购得;而这家公司,则是由法国政府出资成立的贸易组织。

接下来四十年间,陆续约有五十位耶稣会士与殷弘绪在中国共事,他不是其中最出色也不是最引人争议的一员,可是他独有一股旺盛的好奇心,喜欢探究罕见事物,而且最擅长过滤并整理资料。派驻景德镇二十多年之后,殷弘绪奉命主持法国在北京的传教事务,一直到1732年为止。期间,他译介了多种有关、币制与行政的著述,还寄送各种报告回国,描述养蚕之法、丝质及纸质人造花的工艺、合成珍珠的制作、天花疫苗的接种防治,以及茶叶、人参和竹子的栽植。耶稣会士都是饱学之士,耶稣会也期待他们深入接触派驻国的当地文化,殷弘绪的作为显然未负所望;1741年北京一位同仁在祭文里褒扬“他的才智人人敬重”。 耶稣会派员入驻中国瓷都,自是期待能有重要信息回报,而殷弘绪派驻景德镇一事,更透露一开始,上级就看出他极具打探分析的才干。

第一章 天下瓷都:18世纪的景德镇

1712至1722年十年之间,殷弘绪写过多封长信,向中印传道事务部的司库欧里汇报制瓷方法。这些信函很快就收入《耶稣会士中国益智奇闻书简》,全书三十四卷,是第一部可供欧洲人广泛取得中国相关知识的巨著。这份资料后来又收入《中华帝国全志》,作者赫德曾任路易十四的专职司铎;伏尔泰和其他多位哲学家大力推崇中国,就是深受此书影响。狄德罗编著的皇皇巨著《百科全书》,反映了整个启蒙思想的缩影,但是他写到瓷器时也坦诚自己再怎么写,都不如直接引用殷弘绪。1738年《中华帝国全志》法文原著译为英文;若干年后,年纪轻轻却已梦想改造陶瓷世界的英国人玮致伍德,把英译部分文字抄进自己的笔记本。殷弘绪这份观察报告,又被同时代作家波斯特尔斯威特编入他那本广被考查所用的《寰宇商贸字典》,虽然忘了注明来源。

殷弘绪之所以得到如此重视并发挥相当影响,正是因为他的景德镇书信,又称《饶州书简》,为西方世界首度提供了既正确又全面的报道,为欧洲人带来希望——终于,可以破解他们苦寻多少世纪却不得其门而入的中国制瓷秘方了。

“四时雷电镇”

展阅殷弘绪 《饶州书简》 ,读者获得的知识不仅限于黏土、釉药和窑炉的相关技术细节。他笔下还勾勒出这座天下第一瓷都忙碌熙攘的气氛,呈现了中国地方省份及其城镇工匠人口的生活景象;在其他耶稣会士的报告记事中可说非常罕见。他估算当时景德镇有一万八千户人家,十万人口,这个数字和官方记录约略相合。不过外来客的一般看法,都深信此地居民应该高达百万,这无疑是因为热闹忙乱的市景、栉比鳞次的店面,给了他们这里人口众多的拥挤印象。

在景德镇,殷弘绪记载,“如同无时无刻不置身于狂欢节”。四面八方都是挑夫试图挤过街头的呼叫呐喊,来自帝国各个角落的商贾涌入巷弄和库房,同日本、东南亚和欧洲来的外国贸易商摩肩擦踵。还有间庙的铭刻夸称“运瓷日夜忙,御器尽出此;官府如云来,商贾无闲暇。”

在殷弘绪到达此地一个世代以前,就有位荷兰来客如此描述:

四月二十五日,我们来到一处有名的河港,名叫 Vcienjen,港内停泊各式大小船只,来自中国各地,都是为装载此镇的大宗货品“中国陶”。一条中心大街,几乎贯穿这个富裕的港镇,道旁商店林立,贩卖五花八门的商品,但本地最主要的生意仍以瓷器为主,产量之丰不可胜数。

瓷器大街的店面得付租金,还必须向政府购得许可证。另有跳蚤市场位于河洲,谁有任何东西都可以拿来叫卖。亦有小本瓷贩手提大篮,俗称“提洲篮者”,专门向窑厂整批收购有瑕疵的产品,用石膏、面筋与桑汁弥了细缝,再拿到市场上一件件兜售。他们的顾客则把这些劣品美其名为“过河货”。

狭小的街道上,只见挑夫扛着扁担满载瓷器,大步疾行于人群拥挤间,却从不曾失去平衡,高妙的绝技令殷弘绪啧啧称奇。事实上,来往行人都特意让出相当距离,因为要是不小心撞上他们,打碎了瓷器,可是要赔的——这在利润至上的景德镇,是代价昂贵的一课。殷弘绪描述一列列工人将陶土拖往“四围有墙的大型栈房,里面堆着一坛又一坛的土”。器成开窑,搬工从火热窑中移件出炉后,在“茶里放盐,大量饮用以防生病”,此事也令他稀罕异常。工匠每日上工之间,会在窑神龛前匆匆膜拜两下。小贩叫卖掺假的黏土和釉药,欺骗一些无土无地、想借着景德镇兴旺瓷业翻身的村民。窑炉日夜运作,沿河还有大批船上人家提供膳宿和装船服务。一位从京里来访的督运大员(王世懋),抱怨自己简直不得安眠:“万杵之声殷地,火花炸天,夜令人不能寝。”殷弘绪笔下,夜晚进入景德镇的景象仿佛明月临照全城,火光处处,黑暗中背衬着股股烟雾烈焰,整座城宛如一座巨大火炉,周围的山头形成它的炉壁。幢幢黑影,则是照管着无数火眼的炉工身影。

景德镇位于昌江畔,江水流自江西东北与安徽隔邻为界的北面山区。水出深峡峭岩流势减缓之处,正是景德镇所在位置,在这里河面变宽,水深变浅,蜿蜒为一道五公里长的曲折河谷。几十条支流涌入谷地,奔流的冲击带动了水车、铁碓,敲击岩块变为碎土,成为制陶的原料。元代洪焱祖有诗形容:“山骨竟为虀,野碓多舂土,溪船半载泥。”细雨纷飞的春季,磨臼产出了最佳的原料——这个时节的水力最强也最规律,可以带动捣杵碾出最好、最密的细土。

殷弘绪在信中解释,依据帝国的行政语汇,景德镇其实算不上“城级”编制,因为它四周没有城墙,“或许因为若有城墙就不能任意扩张或延伸吧。”宋朝初年,此地只是个市集小镇,靠交易活动而存在,因此可以依商业需求扩张,在水火无情破坏后不断重建、扩大。照殷弘绪的说法,某次一场火灾就烧去八百家瓷铺,可是由于店租获利极为丰厚,屋主有能力立即雇来几十名泥水匠、木工,全力展开重建。

重山包围之中的景德镇,隔河望去,对岸低丘上是富商建造的气派坟墓,坡土几乎皆由多少世纪以来倾倒的碎瓷片堆积而成。殷弘绪写道,本地穷人死后,通常都埋在富户大墓坡底的“无底坑、万人冢”。想到一代代多少不幸的遗骸被扔下那个深坑,血肉遭生石灰化解,殷弘绪就感到非常难过。每年冬天,佛教僧侣来此拣骨焚化,留出空间以待更多亡魂,若遇上疫疾流行,这份任务尤其折磨人。昌江迤逦流经坟地与镇区,然后便离开谷地朝西南而去,再度急坠于峭狭的谷壁之间,继续向鄱阳湖前进,这也是景德镇瓷器销往外面更广大世界的门户。

景德镇,这座闻名全中国的“四时雷电镇”,殷弘绪抵达之时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复合生产区。三千座窑密布全镇,凌乱地挤在四周坡地,是当地居民赖以为生的资源。邻近城镇如东南四公里外的湖田村也有无数陶窑。清代有位官员表示:“这里地瘠俗卑,民无以为生,合土制器以为生。”另有一位16世纪人士也如此观察:“赣北地区有钱的人做生意,聪明的人当工匠。因为山太密,地太狭,粮食生产不足,没法喂饱这么多人口。”

1728年,唐英首度奉派至景德镇监督御窑,一生和此地结缘近三十年,他写道:“藉此食者甚众。候火如候晴雨,望陶如望黍垛。”又或许,正如几百年前另一位诗人说得好,“万窑囱烟填万口”。

殷弘绪的任务有二:一是在陶工中传教得到信徒,二是打探制瓷的秘密。两项任务他都殷切希望成功。全世界各地都在仿造中国瓷器,不仅仅是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兰西而已。于是这位远道而来的耶稣会士,在陶匠作坊内“宣扬用泥土造出第一个人的祂,以及离开祂手之后,我们又如何蜕变成光辉美器或可耻之器。”虽然瓷器街上有昂贵的湛蓝古瓷、镶金瓶碗,但是他最珍贵的礼物却是一位教友送他的粗碟子,是在某店的次货堆中发现的,图案是圣母玛利亚与圣约翰分守十字架两旁。这只神圣的纪念品,他“珍惜异常,远甚于千年上好古瓷”。还有一位教友告诉他,类似纪念品原先都是藏在一般器盒走私日本,直到“宗教的敌人”出来阻挠而告终,时间就在基督教传到景德镇之前不久。

运销瓷器到全世界(1)

“运销瓷器到全世界”

殷弘绪写道,有些教友以揉土为生,“但这是份极苦的差事。这些基督徒往往没法来教堂,除非找到人替代,否则不能请假。因为揉土中断,其他工人都得停下来空等。”然而揉土只是诸多步骤中的一项,相互之间有密切的整体协调搭配。早在现代机器及生产线来到之前,景德镇就已经使用大量的生产工序。殷弘绪表示,因为“景德镇一地,独挑运销瓷器到全世界之大梁”,因此这类高效率的生产技术非常必要。亚当 斯密对于这样的生产关系想来也不会意外。亚当 斯密见过爱丁堡和巴黎人家大量炫耀摆设的中国瓷,对此相当熟悉,亦曾清楚解说远销商品的生产经济法则。他在《国富论》知名的第三章中指出,市场愈扩张,商品生产分工就愈细。广州及各处口岸的航海商人下了巨量订单;合作式的过程、专门性的技术、标准化的制程,是景德镇得以快速因应这些需求的唯一方法。

1600年左右,有位佛罗伦萨商人卡勒蒂对他在澳门看到的中国瓷器大表惊奇:“数量之巨,可装满整批船队,更别说整艘船了。”甚至早在16世纪初抵达中国之前,葡萄牙人就已固定在印度转口装船,一次载运瓷器高达六万件。一旦与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之后,每艘船装上20万件瓷器更成常态。公元1600至1700年之间,荷属东印度公司每年由中国运出60万件瓷器,其中百分之二十销往欧洲。荷兰人还在台湾安平设置转运港,在那里储存了90万件左右的备货。英属印度公司也不遑多让,在伦敦仓库储放了大量存货。荷属东印度公司旗下某艘船,1700年一年之内运了15万件;十年之后,一艘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载走高达40吨(约等于五十万件),1721年又有四艘船各载了21万件。根据当年一份销货单显示,1732年某艘瑞典商船一口气运了499061件中国瓷回航。另一艘瑞典船“歌德堡号”更厉害,1745年装了70万件,连同丝绸、茶叶、藤器、珠母贝和香料等,来回航期足足两年,全程四万公里,却不幸在母港歌德堡近在眼前的距离处沉没,惊传一时。1777至1778年的航季期间,荷属、英属,连同其他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总共二十二艘船舰,从广州运走了697吨,约合870万件瓷器。

全部加起来,从葡萄牙人来华算起,三个世纪内共有三亿件中国瓷在欧洲登岸;另外还有巨额瓷器销往东亚及东南亚各地。三百年间,中国瓷器外销欧亚每年合计高达三百万件。多数产自景德镇,虽然广东、福建沿海数百座窑也产制了相当数额,供应韩国、日本和东南亚等地,地位却往往不及景德镇。晚明有位人士看不起这些出品,因为只是“塑造一些佛祖或小件瓷像,没有太多实用价值。”殷弘绪也指出,连外国人都不会把这些沿海产品误认为景德瓷,因为前者“徒雪白而无光泽,并且从不上彩”。(见图三)

不过,虽然年销超过百万件,瓷器依然称不上中国出口大宗。18世纪初,瓷器尽管位居外销西亚商品的第三名,领先扇子、漆器家具、水银、朱砂、糖、染料、原锌、樟脑,干地黄(药物)、铜料和黄金这些附带出口货物,却远远落在头两名之后,也就是丝与茶。1698年,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伦敦总部指示旗下船队取得“最好的中国商品”,包括“尽量挑选和英国不同花样”的丝、缎、绒,以及“最上品”的茶;余下若还有空间,再装满“各式花样、色彩尽可能不同”的中国瓷器。瓷器的利润极大,固定高达八成甚至一倍,但总值仅仅占荷属东印度公司全部载货值的百分之五,以及英属东印度公司亚洲出口全额的百分之二。1752年,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迪特莫森号”由广州驶往巴达维亚(雅加达)途中沉没,船上共载了162000件瓷器,包括27531件餐具、63623件茶杯和杯托、578个茶壶、19535件咖啡杯和杯托、821只大啤酒杯和606个唾盆,可是加总起来,这些量只占该船总载货区区百分之五。然而,这批瓷器连同另外125块金条,却是全船唯一至终得以进入市场之物:20世纪80年代从南海海底打捞起来重见天日,品相完好无缺,在伦敦拍卖售得一千万英镑。

大量生产同样是供应国内商家以及北京御用品大批委制的不二法则。后者的订单包括餐具及祭器,形制、色彩要求繁多。明代的宣德皇帝最为惊人,连年订制40万件;万历皇帝虽然每年只需10万件,对陶工来说仍是沉重的负担,因此怨声载道。18世纪初期,地方上每年还得另外向京里进呈5万件杯盘碗碟。此外,皇帝也经常下单订制类似数量,赏赉中国视为海外属国的国主、头目。1375年,明代开国君主明太祖洪武皇帝派员前往位于日本西南方,今为日本冲绳的海上琉球国,一口气赏赐了7万件瓷器给当地要人。

大约有三百座窑荣获官方指定,以供应皇帝所需;若北京来的需求超过官窑供应能力,有时也会征用民窑搭烧。天子派出宦官督办窑务,共分二十四个部门,指挥五十位师傅和三百五十余名陶工。赣北老百姓税负沉重,以支付设窑、购料、工钱、运费等多项成本。官窑质量标准极高,有时甚至几近苛虐。督窑宦官认为不合皇家规格的出品,据说全部打碎并埋入土里,以防凡夫俗子之手玷污。事实上,监办者私下在国内市场盗卖的不知凡几,虽然若经查获必遭严办。有些收藏鉴赏行家却偏好民窑出品,因为更能发挥创意和想象力。清代某位权威人士如此说明:“官窑雇用的陶匠不愿冒风险,民窑却能自在表现。经验老到的画手 任意挥洒 只有他们才能达到他人无法达到的境界。”

一如殷弘绪报告所言,皇室需用的某些器皿如此娇贵易碎,陶工甚至必须“把它们放在细棉絮上,否则动辄即裂”。有些形制则极其复杂或庞大,简直无法成形,遑论入窑煅烧,比方一只壁面极厚的大水缸(或许是当作浴盆之用),一连耗费了三年时光都无法做成。不过官窑比例极微,只占景德镇全部窑厂一小部分,而且只有官窑才受官方全面指挥,基本上可以说只为单一客户服务。虽然说不分官窑民窑,各式手工业者都必须加入行会,接受雇佣及生活条件的监督管理;但多数民窑的陶工事实上可以避开政府管控,靠自己的技术及勤勉,满足民间客户的需求。

市场广布各地、要求形形色色,促使景德镇工匠培养出求新求变的创作心态。精湛的技艺和灵活度,也是这座瓷都繁荣所系不可或缺的要项,重要性不亚于标准化的大量生产。这种高度的调适能力极不寻常,因为小农社会的陶匠性格向来以保守闻名:他们的原料产自当地,他们的工作内容重复不变,他们的行为受当地习俗约束,他们服务的对象是个别隔离的市场。陶匠和农夫不同,农夫看老天的脸色吃饭,陶匠的生计却取决于自家手艺,凭借尝试错误发展而成的技术养活一家老小。一个捏塑失当,一次烧窑失败,就可以抹杀数个月之久的心血和劳力,毁掉一整个家。因此陶匠往往坚守已经通过岁月考验的老方法,持续生产一成不变的器皿。

运销瓷器到全世界(2)

然而,景德镇却呈鲜明对比。由于必须满足远地的市场需求,因此鼓励了创意、灵变的经营策略。变因来自外在世界,迫使陶匠突破固守的阵地。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广为传布;新来的宗教,意味着各种新式法器的需求随之而生。于是景德镇及其他各地陶瓷中心开始产制陶瓷版的圣器、僧钵、油灯、高足礼器杯等。一种在中国蔚为流行的器形称作“军持”(有些形制或称净瓶),是一种小型的印度水器,专供净手仪式之用,后来也在东南亚流行:球茎般的壶身,无把,罐嘴呈斜角安于器肩。景德镇陶匠也为中国儒士的书房制作一系列特殊用品,诸如砚台、水注、笔洗、臂搁、镇尺、棋具等等。当地至少有一家窑厂专精乐器,制作笛、箫和小型九钟乐器。据殷弘绪记载,陶匠展现高妙技巧,创制各色独特器物或“玩器”,比方可以浮在水上的瓷龟,“头顶灯盏”的瓷猫,“透过两只猫眼闪闪发光”。他说:“他们向我保证,到了晚间,老鼠还真被它吓到了呢。”有一回,奉某位皇子之命,陶匠们成功烧制了一盏一体成型的巨大瓷灯,可以照亮一整个房间。同一位皇子又订制了一架十四管的瓷琴,工程却告失败。(见图四)

除了为朝廷烧制奇珍异件、为国内市场生产家常器用,景德镇也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江户(东京)、马尼拉、巴达维亚、德里、伊斯法罕(伊朗南部)、开罗、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等地,特制迎合他们品味和需求的产品。事实上,正是在殷弘绪抵达景德镇不久,荷属东印度公司与西方其他类似性质的合股公司,开始在广州设置办事处,从此可以更方便快速地向中国窑厂转达来自欧洲的订单。1700年以后,订单内容可说五花八门,假发架、画框、有盖便盆、刮胡小盆、漏勺、花瓶、花盆、手杖柄、芥末瓶、盐罐、餐叉柄、酱汁容器、奶酪篮、布丁模型等,更进一步挑战中国陶匠的技艺。英格兰贸易商订制18世纪后期最新流行的冰镇器以冷却玻璃酒杯;器沿一圈半圆形的凹口,支撑住斜置器内冰块上的酒杯。对此玩意完全陌生的中国陶匠,依着木制模型也做得有模有样。荷兰人送来他们双流口的玻璃制小调味瓶,瓶内垂直隔成两部,分别放油和醋,也要求照样做出瓷制版本。其他不这么特殊的对象,景德镇就用常见的器皿替代,比方1700年荷兰商人订制一批痰盂,就是把原本用以展示莲花独放的八角形花瓶,修改一下形状后,权充代替。

殷弘绪又写道,如此这般二十年之后,当地工匠甚至为某张欧洲订单“烧制出简直不可能的花样”:十四厘米高的小缸,顶着金字塔形的缸盖,每个部位分别塑制再合为一器,技巧如此高妙,完全看不出接缝。“他们告诉我,这样的缸一共做了八十件,却只烧成八件,其他的都失败了。”西方洋人来到中国,以他们形貌为样本的小瓷像也开始出现,千篇一律都是漫画式的夸张,而非写实肖像。根据18世纪后期作者兰浦的《景德镇陶录》所记,这类奇特作品主要来自欧人集聚的广东省,“洋器专售外洋者,商多粤东人,贩去与洋鬼子载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有一件18世纪初期的荷兰人瓷像,模样类似神话里的矮人地精,是荷属东印度公司定做,命名为“无名小人物君”(这是某出英语戏剧中的角色),也可当作饮器使用。同时期还有一只瓷杯,上面画着一群荷兰商人,大大的鼻子、怪异的装束,正在广州一处瓷器摊采买这类礼品。

市场如此广大多样,又经常必须模仿他种材质,迫使景德镇陶匠求取新奇。正如次经《所罗门智训》十五章九节所称:陶匠“必须与金匠、银匠较量,并且模仿铜匠”。任何地方的陶匠,都曾为贵金属或半宝石制品提供低价而可喜的替代品。更有甚者,黏土的可塑性到了行家手里,还可以模拟其他普通材质如木头、角、皮革,或烧制出五花八门千变万化的雕塑:如螯虾、莲花和海棠。从商代晚期起(约公元前1000年),就用陶土仿制青铜祭器和丧葬器。唐代中国的陶匠也一再以玉器与银器为师,发明出新技术与新图案。宋代开始,更以瓷质复制品供应东南亚市场,模仿对象包括黄铜暖手炉、水晶壶、象牙棋、紫檀屏等皆是。

景德镇当然也利用仿古大发利市,这点不足为奇,尤其是仿制宋瓷。唐英既懂陶瓷制作,又是古瓷专家,深谙如何烧制“惟妙惟肖的历代知名古瓷仿品”,他将这些海水般湛蓝的青瓷呈献给他在朝廷的高贵客户。虽然殷弘绪并未直接指名唐英,他在信中描述那位“不吝下交与我为友的满大人”把瓷件浸在浓稠油润的汤水中,然后二度入窑,再放在臭沟里至少一个月。经过如此这般恶心处理之后,瓷器会变成看似几百年的古物。而且因为胎厚,“叩声不清脆,放到耳边也不会嗡嗡作响。”

殷弘绪来到景德镇之前,当地陶匠的作品内容就已经扩展到仿制荷兰白镴啤酒杯、威尼斯水晶玻璃花瓶、法式交杯银盏了,而且仿得与原作一模一样。清代《陶说》一书,针对中国陶瓷首度做了详尽调查,作者是曾任江西巡抚的朱琰,他写道:“于是乎戗金、镂银、琢石、髤漆、螺钿、竹木、匏蠡诸作,无不以陶为之,仿效而肖。”他也指出,工匠用珐琅彩绘瓷器纹饰,仿效时兴的织锦花纹:游鱼、仙鹤、飞龙,全部齐备。

黏土具可塑性,加上客户高度多样性,遂使景德镇陶匠不眠不休努力扩展自己的技术专业。然而,尽管他们的确多才多艺,善于灵活配合异国形制与纹饰的要求,却受制于远方市场的时尚变化与经济情势,因此相当脆弱。殷弘绪指出:“每有一名成功致富的陶人,相对就有一百名失败者,但他们却坚持继续苦干,满心指望赚足本钱可以自己开店。”瓷都的光明机会令人希望无穷,却不是人人都有好运道。

景德镇以极高却极丑陋的效率运作:陶匠注定贫穷,窑厂必然竞争,资源大量浪费,工人不满情绪高涨,与最重要的客户没有直接接触,数以千计的窑炉缺乏中央化的管理。然而整体而言,却有着无比效能与灵活精细的分工。景德镇掌控了全球瓷器市场,不仅仅因为产品精良,也因为生产规模与组织先进;它代表了在蒸汽带动的机器年代来到之前,手工艺产业的最高峰,大规模集中制造生产最壮盛的成就。殷弘绪笔下的景德镇夜间景象——全城犹如一座熊熊燃烧的巨炉——并不只是幻象错觉,而是如实反映每日生产运作的真实景象。

经过如此多人之手(1)

“经过如此多人之手”

黏土必须铲进一系列沉淀池,以滤掉有机杂质,捞起乳白色的表层。殷弘绪写道:“即使是细如发丝或小如米粒的砂子,都会令整个工作功亏一篑。”也就是说,成器后会出现裂痕或变形。这道耗时费力的手续结束之后,接下来必须炼土、揉土,同样也细分成好几个步骤,包括用木拍日夜拍打。当地生产的器皿,约有十分之一属于使用模子印成的“印器”。根据唐英所说,只有一小部分“好手”能担任圆器修模工作,因为“每一款式,动经千百。不有模范,断难画一”。模匠颇受同侪敬重,住宿也与一般工人分开。窑主手上若能保有一定数量、种类的模型,表示他的“出货速度可以比那些必须现作模型的商家快,成本也更低廉”。

每件瓷器必须依次经过二十名工匠之手,方才入窑进行第一回合的煅烧。遇上大型器皿,单单是吹釉(用竹管透过纱布把釉药吹在器表)就可能高达十七次。根据殷弘绪的统计,至少有七十名工匠负责为始烧出窑的白器抛光、彩绘、上釉,然后才回炉进行二次复烧。他表示:“看到这些器皿如此快速地经过如此多人之手,真是令人惊奇。”比方花瓶上的菊花纹饰,首先由一位画匠描出花瓣的轮廓,然后由另一人负责画花梗,再换手由其他人添加其他部位和装饰。殷弘绪解释:“甲只负责器缘的头道彩色线条,乙只负责描花,丙再负责上色填彩,丁可能只画山水,戊则专门画鸟或其他动物。”这简直就是亚当 斯密那段有名文字所描写的制针工序分工,只是比他更早出现:

一人拉出金属线,再一人把它扳直,第三人绞断,第四人对准,第五人磨针头。针头的制作必须再分成二到三道工序 以这种方式进行制针大事,一共分成十八道步骤。

唐英指出,为维持一致水平,避免参差,“画者学画不学染,染者学染不学画”,也就是描画轮廓、施色填彩各司其职,不准学习其他技术,“不分其心也”。

朱琰的书中提供了1529年,亦即明嘉靖八年的五十多种瓷器饰纹,诸如龙穿西番莲、云鹤穿花、如意团鸾等。他还向读者表示“篇幅有限,不可胜计”。一代又一代不识字的画工,一笔笔忠实地描摹中国与阿拉伯书法,这份经验累积到了18世纪派上用场,使他们有能力依样画葫芦,在欧洲贵族订制的瓷器餐具上仿绘那些同样不可解的家族纹章。18世纪英属东印度公司半数以上的董事、船长和货管,都曾订购绘有纹章的餐器茶具。这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同一时期,广州共接过五千张此类订单。伦敦各行各业行会,诸如贩鱼业、屠宰业、糕饼业、家禽业、砌砖业和裁缝业,也都曾向中国订购饰有该行业纹章的瓷器。景德镇烧造过一套茶具,是订购者送给一对名门佳偶的结婚贺礼——新郎德拉蒙德是国会议员兼银行家,新娘夏洛特是英王查理二世和其女演员情妇格温的孙女——器面的装饰图案是两人的纹章合绘成双。(见图五、图六)

只有书面说明与草图作依据,中国工匠画这些异国图案时自然难免出错,比方图案重叠、方向画错、颜色施错;羽翼上了狼身,海豚误认为鸟,本应令人生畏的熊爪却变成一堆杂草。有位客户送来一张藏书票作为样本,画工照着描摹上面的纹章,却不忘添加一个齐整外框,正正与那张藏书票一模一样。瑞典有套餐具的大汤碗壁浮了朵奇怪的灰云,就画在纹章旁边,显然是当初那张画了草图的纸张,在前往广州的远航途中沾了水渍的结果。

纹章瓷器比一般标准餐器昂贵十倍。18世纪初期若订购一整套餐具运往英格兰,包括运费和关税在内,总价为一百英镑,相当于今日美金17200元。因此,从下单开始,苦等三年之后终于等到这套珍贵的器皿,竟看到自己当初所写的说明指示一丝不苟地复制在每件餐具的纹章图案旁边:“这是我家的纹章”或“这里是红色”,那位英国乡绅客户心头之苦可想而知。波斯陶匠把事情弄得更为混乱,他们把中国版的二手或变形欧洲纹章,再抄到自家陶器上面:只见原本的拉丁铭文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乱码,欧式的世族纹章配上巨型的中式莲花风姿。

法王路易十四宫廷的流行图案,诸如卷须蔓草纹或花式边饰,于17世纪初期开始在景德镇出现。及至18世纪,景德镇陶匠已把专为欧洲市场制作的盘碟图案,视为可以交互替换组合的元素,花鸟、柳条、围篱、枯石、亭阁,或在茶盏上简笔园林小景,或在大汤碗里发挥完整全图。某位法国朝臣订了一套餐具,成就出一段文字佳话:器缘的纹饰是传统的中式鲤鱼溪游,在中国意味着儒生在科举应试中力争上游。这个图案却被法国人转为双关语,敬指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彭巴杜夫人,因为她娘家正是姓“鱼”。大约在此同时,荷兰人则用这类盘碟盛鱼,显然认为画工绘鱼正是想着这个用途。一个世代之后,同样的鲤鱼纹饰再度肩负了另一桩比较缺乏想象力的任务:在美国宾州一家渔业公司定做的鸡尾酒瓷缸上充任主要装饰。

为西方订单绘饰瓷器,中国画工必须解读一大堆令他们困惑不解的图像,来源五花八门:罗马神话、圣经故事、欧洲当前时事,不一而足。诸如手执三叉戟的海神、维纳斯自海中诞生、在伊甸园内的亚当和夏娃、基督升天、穿着裙子挥舞着剑的苏格兰人、荷兰城镇暴乱的场面,甚至还包括阿姆斯特丹一间瓷器铺的景象。18世纪20年代的荷兰商人以嘲笑英格兰人为乐,遂指定在他们订购的盘碟绘上讥刺的画面,比如针对南海投资泡沫的丑闻——只见丑角欢闹地围着铭文“投资呆瓜闪开!”或“老天啊,我全都赔光了!”另有一只瓷杯的纹饰主题是耶稣钉死十字架,可是中国画工不但把罗马兵丁掷在十字架脚前的骰子误认作小玫瑰,还为耶稣戴上一圈美丽的花环,而不是荆棘冠冕。有时候,他们还得依样描摹欧洲版画里的古典爱情故事,有些原稿稍带情色,有些却是毫无保留的春宫场景。某位耶稣会士便记载,中国画工和陶匠看到这些画面又惊又笑,“他们嗤笑画中人物怎么一半出了画框;王子骑着战马,竟光头露脑赤身裸体;公主袒着胸口却身着貂皮,又明明身在夏日园中;基督教的纯洁处子,一身打扮简直犹如戏子。”

因为需要特别制作处理,饰有西式图案的瓷器价格不菲。广州的荷兰商人转告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董事群:“欧式画面或人物会比中国本土纹饰贵上一倍。”根据殷弘绪所记,这些陶工画人物的笔力很弱,但五十步不笑百步,他也特别提醒:“看看那些欧洲来的风景或城市画片,我们实在无法嘲笑中国画里的人物模样。”严格的宗教规定使得销往伊斯兰地区的瓷器纹饰受到极大限制。英属东印度公司特地吩咐他在广州的采购代表:“一大原则,必须绝对遵守:无论如何不能有人类或动物的形象。”

总的来说,西方买家主要着重色彩和形制,纹饰则在其次。殷弘绪认为中国陶工不擅画人,理由一如16、17世纪在中日两国传教的葡萄牙裔耶稣会士陆若汉对日本画工的批评:“他们所绘的人体比例,还有对人体本身的表现,和我们的画家简直不能比。因为他们不懂得为人体上阴影,而正是因为阴影,使画家笔下的人物突出、鲜明,给了它们力与美。”1698年,和殷弘绪同行的意大利画家切拉蒂尼一到中国,就对中国艺术嗤之以鼻:

经过如此多人之手(2)

中国人对建筑、绘画的认识,就如同我对希腊文或希伯来文般无知。看到一幅好画,或是生动有致的风景,他们的确也会喜爱,出于天然地欣赏。但若谈到经营位置和构图布局,就完全超出他们的所长。他们秤秤银两、种种稻米的本事,比画画大多了。

不过异国情调的魅力,往往能够盖过所谓的拙劣构图。1637年,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指示该公司在巴达维亚的代理:

根据上一批瓷器的销售结果,我们发现不论销路或评价,绘有荷兰人物的都不及中国画风的作品。所以你应该写信给大湾(台湾),叫他们未来发货一律只限中国风装饰的瓷器,除非另有明确指示。

在纹饰的制作工序之外,窑厂本身显然也遵循大量生产的分工原则,有的窑专营贮物缸或鱼缸,有的只作酒杯或灯具。也有的窑专门模仿宋瓷,或以瓷来复制商代铜器或汉代玉器。此外还有专门制作“大龙缸”的窑,上绘云彩、珍珠、莲瓣和仙花环绕的蟠龙纹饰。另有一家专门生产销日盘碟,饰以日本的吉祥图案:精细的蓝色渔网,并配上一个花结。又有一家集中制作“蟾蜍碗”,形制正如一只蟾蜍,蹲在兰花竹叶之中,象征生意人招财进宝。

工人日夜轮班工作,因为炉火必须持续照看,不能稍有停歇;入窑、司炉,都有专人指导。生坯入窑堆放需要专门技术,像窑工这类有专门技术的工匠都是辟区别居,设有领班,工时固定。及至清初,往远处村镇招募窑工已成当地传统。火工更细分为“紧火工、溜火工、沟火工”,因为各式器件需要的窑温、火候各有不同。烧火工则负责泼水保持火道畅通、窥看“火眼”,视状况导引火路燃烧方向。专烧细瓷的松柴窑,工法也和专烧粗器的槎窑有异。窑火日夜不停,窑炉自然也需要经常补修,这份工作自元代以来就由魏姓人家世代垄断,“师法薪传”,使用一种外人无法仿制的秘方,泥稠如糖浆。

整间窑厂作业“平滑流畅”,也令殷弘绪称奇:一整摞坯器入窑,顶端置一枚铜币,其溶液会均匀流过每一件瓷器,直达灶底。一如《景德镇陶录》的说明,炉火控制需要在众多因素之间考虑微妙的平衡:

火不紧(热、旺)则不能一气成熟,火不溜(弱、慢)则水气不由渐干,成熟色不漂亮,火不沟则中后左右不能烧透,而生“爽瓦”(没烧透的生坯斑块)所不免矣。

烧窑师傅使用各种方法,以判定窑内是否已达理想烧制状态,比方透过窑眼或称观火孔内窥,观察窑床上的石砾是否开始闪光,或是熊熊炉焰之中某器件冒露的身形。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写道,窑炉达红热状态,“器在火中,软如棉絮”,此时烧窑师傅会用铁叉取出一件,查验火是否已足,可以止火。最大型的窑可容十万件,一次烧上一个星期之久。五公里外下游的一处村落,负责供应耐火土制的匣钵,不但可以一器一钵,把入窑器件放在钵内保护,也可以大量层叠煅烧。好的匣钵可以用上十次,劣品不出几次就碎裂解体。根据殷弘绪的纪录,使用匣钵可以确保“瓷色不被火舌热气波及”。

但不论有无匣钵,火都会带来釉色变化,有时绝美、有时奇特、有时丑陋。殷弘绪引述一篇景德镇当地记载,上好瓷器“人人务得,因此每批烧成出窑之前,商家争吵不休,都想抢到头筹率先选件。”17世纪的《博物要览》记载,官、哥二窑,时有窑变,釉色还会形成蝴蝶、禽鸟、麟豹等图像,或在本色之外变色,或黄或红紫,令人爱不释手:“肖形可爱,乃火之幻化,理不可晓。”有些古瓷极度受人珍爱,即使破损也要用钻石针头穿上铜丝锔补,合缝处细到肉眼无法看见。甚至连残片也特地框起来摆放,“近人得柴窑碎片,皆以装饰玩具,盖难得而可贵也。”朱琰引述一位鉴藏家的赞叹:“贵人得碗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照,何其幸欤!”

珍品总是难保。每座窑火中都发生大量碎裂、变形、断裂的情况。因此18世纪的陶匠会把大订单所需的数量加倍,因为半数成品会“足歪、身扁或出现各种损伤。”釉色走样,甚至令人恶心,这些结果称作“猪肝”、“驼肺”、“鼠皮”、“鼻涕”、“垂涎”,白白浪费时间和金钱。如果一下子有几万件膨胀或崩裂成一堆废品,窑主极可能破产,几个月的人工与资本全付诸流水。

但是,正如殷弘绪指出,虽然一千多年的生产为景德镇制造了堆积如山的陶瓷破片,“在中国,什么东西都能派上用场”。这些运气不好的产品,成为当地的建料。或用以填塞砖墙缝隙,或和砂石混拌成泥水工程材料。若倾倒在城外沿河两岸,经过多年车马交通的碾压,至终又形成新兴市集与街道的地基。若遭洪水泛滥冲入河底,则为河床铺上一席熠熠金辉;明媚阳光下沿江漫步,令这位耶稣会士“观之赏心悦目”。

烟熏火燎的外在,显然无碍殷弘绪对景德镇污染背后之美的欣赏。窑火犹如魔法,为黏土与颜料带来奇幻效果,使他称奇不已。“经火之后,釉料下原本黯淡的彩绘,焕发出全然的美丽,就像温暖和煦的阳光,令缤纷的蝴蝶破茧而出。”有个陶工拿了一只瓷器给他看,釉色温润如乳状石英,是一窑数百件中唯一幸存完好出炉的上品。有些瓷的彩绘生动,中国或东方仕女栩栩如生,“衣褶、肤色、五官,精致无比,远看如同珐琅。”有件牙白色器饰的线条如此精细灵巧,“仿佛烟笼雾罩”。还有一件莹光四射,开片纹路之细密,“令人误以裂璺千道却依然完整不碎,简直就像马赛克拼贴而成一般。”

对瓷器的由衷热情,同样展现在唐英身上,当代人称赞他“是公之陶,即公之心为之也”,属于全心投入之作。就某种程度而言,殷弘绪可说也是如此:全力投入探索制瓷的秘密,结果则迷上了瓷器本身。不过他也非常希望通过瓷器之美之精,为他另一项重要正职,也就是传道任务赢得支持:“或许欧洲有哪位虔敬的人,对美丽的景德镇瓷欣赏爱好之余,愿意热心奉献自己一小部分财富,以使制作这些美丽瓷器的工匠皈依真信。”他特别指出自己拥有的教友相当可观,而且数字逐年增加。他在信中表示,1722年就为将近五十名信徒施浸,因此迫切需要增派传道人手并建造更大的教堂。

中国瓷工

“中国瓷工”

各式各样的劳工、匠人为陶瓷提供原料和技术。除了揉土工之外,这些工人信徒可能还来自下列工作类别:采土、碾石、劈柴、编篮、结绳、木作、五金作、制桶、制砖、造窑、修窑、制作匣钵、制作陶坯、拍打陶坯、制作模型、旋转陶轮、调釉、施釉、装器入窑、添柴看火、中介、包装、挑运和驶船。也有人专门出价购买有污斑、裂纹的瑕疵品,论批买下,修补美化一番之后,再拿到昌江江心岛上的跳蚤市集出售。独臂残疾人用脚重踏黏土;一身破烂的欠债者,在烫人的高温下搬器出窑代以还债。

稻草屋顶的作坊内,老人、瞎子坐在矮凳上用未施釉的瓷杵研磨色料。小孩子用大蒜头擦抹器面上的饰金,以防止入窑煅烧时脱落。他们也蹲在拉坯工的脚下,用两枝竹棍帮拉坯工旋转陶轮。新手画工为方才出窑、犹存余温的盘碗刷上老叶煮沸的茶汁,制造斑点痕迹作旧,以模仿古董瓷器。负责绘饰、画珐琅的工作环境洁净,工资相对较好,也有许多女人出任;这类工匠也觉得自己的地位优越,超出那些负责力气活的搬土、揉土工人。

但是总体而言,窑匠陶工的待遇极其微薄,部分原因出于劳工供应源源不绝,压低了工资。殷弘绪指出,“景德镇是附近村庄无数贫苦人家的庇护所。”工资以“孔方兄”方式发放,这是一种中有方孔的圆形铜钱,形制源自周代就有的中国宇宙天文观,意指天圆与地方。印度坦米尔语 karshápana 亦指一种小型贱金属铜币。苏门答腊的马来族即称他们的钱币为kasha,再被葡萄牙人、荷兰人分别转写为 caixa、casjes,英语 cash (现金)便是由此而来。18世纪初期,千文铜钱等于一两银子,相当于英制的一盎司。

通常,一位普通的陶匠每制作二十六件一般器皿如碗碟等,可赚三文钱,这个数量称作一“板”,窑厂方面预期他每日产出一百件。勤勉一点,每日若出六板,一年可达六两半银子,约等同农夫一年所得。画工一年收入为九两,最上层的技术则为十二两。对比之下,一只寻常瓷碗售价十分之一两,约合一百文铜钱,上品甚至高达二两,约莫两千文,也就是等于一个普通陶匠年收入的三分之一。1600年左右,卡勒蒂在澳门耶稣会士的协助之下,购买了一批各式上好的盘碗,总共六百五十件,共付了二十两,每件约三百文铜钱,以及五只极好的青花瓷瓶,“以地土之华所制”,索价十四两。

待遇严酷、工资吝薄,怠工、罢工、抗争的现象自不能免。15世纪初景德镇曾有四千名工匠试图逃离,终究被兵士拖回工棚。1540年一次严重的洪水之后,饥荒暴动爆发,迫使窑厂停摆。接下来1574年、1597年、1602年陆续发生抗争事件。1604年,一度因为朝廷需索比惯常更高,民窑起而抗议,放火把窑给烧了。来自景德镇不同区域的工人之间也会爆发口角,有时甚至演变成攻击窑主。准时付薪的要求,也会不时升高为罢工和暴动。殷弘绪记载,当地清理废屋、废井之时,偶尔会挖出一些珍贵的古瓷,就是在那些动荡不安的时刻所埋藏保存的宝物。

1673到1681年发生的三藩之乱震撼了满清新朝廷,战火扫过景德镇,窑炉受到极大损坏,半数窑主倾家荡产。一名荷兰商人记载“陶匠死伤惨重”。为保全瓷器生产,殷弘绪称之为“巨细靡遗”的康熙皇帝,1681年曾打算将部分陶匠及材料迁往北京,但是并未成功。在此同时,一批匠人迁往福建沿岸开业,以便与欧洲商人直接交易。可是亦如殷弘绪所记载,离乡太远,“产制未能成功”。

乾隆皇帝斥责窑主对工人的剥削,勒令他们改善,不得有激生事端的恶劣对待行为。但朝廷派来的督陶官比较关心自己在远方长官心中的地位,而不是自己负责照管的劳工福祉,因此工匠的苦难经常不减反增。某次,乾隆降旨:“此次唐英呈进瓷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将这次呈进瓷器钱粮,不准报销,着伊赔补。”如果这位督陶官按照一般惯例,应该会把自己的损失分摊到辖下的工匠身上。

根据殷弘绪的记载,无论工资高低,景德镇所有“制瓷工匠”,包括画工和珐琅匠在内,日子都极为艰苦贫困。若出了错误或未能及时缴件,往往还会受到主人殴打。宋朝诗人梅尧臣描写陶者的命运,终年饱受艰苦与不平等的折磨: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1730年间,景德镇有位地方官眼见当地富商买下一间间店面和住宅,不禁抱怨多数富商都把这些住房租出去,谋取不义之财。老的、病的,不能工作了,全被他们赶了出去。遇到窑厂减产,邻近乡镇来的工人只好回老家求活,或留在城里的街上叫卖河产。

有些官吏从西方订单得到灵感,遂请托殷弘绪,可否向他的同胞要些新奇花样,或许可以取悦皇帝。殷弘绪的回应是转而听从他的教友呼求:

基督徒工匠恳求我千万不要提供这类式样,因为那些满大人不似我们欧洲商人讲道理,根本不听工人解释:有些东西不切实际,根本做不出来。结果往往棍棒交加,最后才勉强放弃那些看来可以讨好皇帝的图样。

殷弘绪传扬的信仰,无疑为他的教友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慰藉。可是对某些人来说,反而因此复制了他们悲惨的苦劳,令殷弘绪悲叹不已。他发现部分教友会采取“圣笞方式,鞭打自己。有时我不得不把他们请出教堂,好让他们休息一下”。这些信徒对圣物、念珠的需求特别热烈,把神父分赐的圣水放进小瓷罐,封上口,以保存其神奇功效。然而,无论这些基督徒多么狂热,殷弘绪可能还是有些懊恼,因为他们并不独尊基督救主,事实上殷弘绪发现:这是一个巴比伦国度,自己必须在众多奇异神祇之间传教。

“天工人巧”:信仰与窑变

“天工人巧”:信仰与窑变

欧洲传教士发现,中国老百姓和儒家士大夫任意混合各种不同信仰,对救赎式宗教观嗤之以鼻。他们不强调严格的教条、严密的神学或普世先验的真理;却专注于道统、仪式和伦理。因此每当基督教士宣扬他们那所谓的独一、真信,中国听众表示难以置信,甚至愤慨。利玛窦记道:

整个中华国度之内,偶像遍布,多到令人无法相信。不但公开摆在庙里,区区一庙可以有几千座偶像,也供于私宅 广场、村庄、船舶和公共建筑,给外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处处可见可憎之物。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里很少有人真正相信这些邪恶丑陋的偶像崇拜。他们这么做,完全是认为,就算表面拜两下没有任何好处,至少也不会有任何坏处。

利玛窦察觉到无论是儒家精英或小老百姓,都对灵命一事漫不经心,因为他们都“犯了同样离谱的错误,就是深信谈法论教之道愈多元,对众人愈有益处”。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各式宗派混杂多样”,促成对精神灵性高度的容忍,有助于耶稣会传教事业的开展。正是出于这般宽容态度,促使某位儒臣愿意造访殷弘绪在景德镇附近设立的一处神龛,向基督教的神祇致敬。中国人对宗教的开放心灵,有时意味着甚至连西方传教士本身也被当地百姓征为膜拜对象。1657年就有位耶稣会士荣膺山西省某地的地方神,村人把他的刍像供奉在塔里。上海钟表匠也奉利玛窦为他们的祖师爷,因为他曾为朝廷制作“自鸣钟”。

事实上对于这类误会,耶稣会士抱持开放态度,因为他们的政策就是尽量配合中国习俗。他们容许华人基督徒祭拜祖先时使用十字架,并遵照利玛窦的先例,主张中文原有的“上帝”,与“天主”其实并无不同,后者是天主教为基督取的中国名字。利玛窦努力协调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信仰,将中国人祭孔、祭拜古圣先贤之礼纳入基督教仪式之中,因此点燃了一场所谓的“礼仪之争”,教会对此辩论激烈,历时甚久。利玛窦深信,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即已透过使徒圣多马从印度传教进入中国,时间约当佛教传入中国的同时。他引用印度教会的一段日课经:“经由圣多马,那赐生命的信仰之光在印度全地兴旺。经由圣多马,天国展翼疾飞前往中国。”他继续写道,可惜的是随着时间过去,基督的信息因讹传或福音敌人的恶计而破坏走样。他相信耶稣会的任务是在中国恢复基督教信仰的纯净,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证实这个信仰与孔子固有的教诲相容。这类说法具有高度争议,欧洲的批评者指责在中国的耶稣会士贬抑基督教圣人,却在敬拜时诵念“圣孔夫子,请为我们祈求”。

中国基督徒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他们的信仰内涵都免不了这种混淆。景德镇上那些殷弘绪称之为“新得救的”,在珍视自己那罐圣水的同时,想来也仍在某座神龛之前继续膜拜窑神吧。殷弘绪如此解释:“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祖师爷。在这里,封神就和欧洲某些国家封爵一般容易。所以中国有个瓷神不足为奇。”这些中国基督徒告诉他,祭拜窑神童宾的习俗始于晚明,起因是陶工为皇帝烧造大型鱼缸失败:

据说皇帝提供了式样,要他们照样烧制。陶匠屡次回报无法办到,可是愈劝皇帝愈想要。全中国都把皇帝当作神明一般敬畏,圣旨岂可违抗,因此官员全力催逼,以各种方式欺压陶匠。可怜他们耗尽家财、吃尽苦头,回报他们的却是无情的鞭笞。绝望之际,一名陶工奋身投入炉中,火焰立刻吞噬了他。结果,那一窑瓷器竟然烧得无比完美,大得皇帝欢心,不再逼他们继续。从此这名不幸的工匠就被视为英雄,升级成为看顾陶工的神明。至于之后是否也有其他中国人起而效仿,我就不知道了。

唐英的《风火神传》记述了一则传奇:“臧公督陶,每见神指画呵护于窑火中,则其器宜精矣。”宋应星也写道:“一人跃入自焚,托梦他人造出”,方才烧成正德皇帝亟索的宣德红釉,于是众人“竞传窑变”。

釉胚入窑,经火幻化。如此奇迹,朱琰称为“窑变”。守护神角色的出现,只代表其中一个事例而已。他说:“盖陶出于土,又聚水火之精华也。”明代一位鉴赏家也说:“豫范型于土,人力可为;既入冶中,烟燎变幻,不可陶测,造化甄陶,有默司焉,匪神之为灵至是耶!”另一位专家解释:“窑变一说,火之幻化所成,非徒釉色改变,实有器异成奇者。”

窑变,宋人称作“天工人巧”,包括两类:最稀有的状况是“火幻”,改变了原本的器形,或赋予超自然的神奇性质。另外比较常见的一种,则是经火之后釉色出现奇妙变化,或浮现原先并未绘饰的动物形貌。朱琰记载,据信曾有器皿竟然质变烧成了玉,如此异事,令窑官大为惊恐,视为不祥,秘密下令全数击碎。此外,釉色若意外烧成朱,则被视为火星侵扰,不祥,也必须立即敲毁。

神奇的窑变事例,还包括折取花木放入瓶中,“无水而花卉不萎,且抽芽结实若附土盘根者然。”有位大官忽闻乐声大作如笙箫,原来出自炉上双瓶;另一只竟日喷风吐雾,“风云出其中”。还有一个水瓮,满贮石子,多年下来加水加石却始终不满。还有一件普通瓷碗,街头偶然购得,盛水结冻后碗却呈现千变万化的幻象繁景:一段盛放桃枝、一簇娇艳牡丹、一群冬雁高飞。晚明时期,宫中曾命匠人烧制一件大型屏风;入炉后竟有一截黏土变成瓷床,另一段化成三尺瓷船,瓷帆瓷索俱全。面对如此妖异怪事,地方官吓得把它“锤成碎片,不敢进呈。”

这类异事全都来自窑变。朱琰认为“绝不可能出自人手”,一定是窑炉干犯了某种超自然力量而导致的后果。宋代某处陶瓷重镇立有一块碑石,勒文宣告:“窑中火旺处,视之常可见虫影,想为神明化身,行如水光微闪。”当时人的概念是陶窑具有魔力,将世间凡俗泥土幻化为神奇物事。窑炉复制了宇宙和炼金的幻化过程,因此拥有魔法,透过火转换了物质。而神明本身则如天界陶工,由平凡泥土中塑出生命。

这类观念其实非常普遍,凡有制陶文化处就有类似传说。大约26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位于今日捷克的摩拉维亚地区还是一片冻原,当地猎捕长毛象的居民便已学会篝火烧陶,制出第一件陶器,英文的 ceramics 就是源自希腊文keramos ,意指“陶者之土”。最早期的陶器纹饰包括十字交叉与螺旋纹,都是典型的编篮花样,意味着篮筐抹泥后在篝火上作为炊器使用,因此给了先民灵感,促成首批陶器的发明。陶器是旧石器晚期仪式饮宴的要角,而器上一排排刻记是点数动物与债务的记号。由狩猎进展到牧养大批牛羊,进一步刺激了陶艺的发展;同样地,人类本身也需要器皿贮存各式流质与固体乳品。公元前6000年遗留下来的碎陶片经过化学分析显示,英格兰最早的陶器盛装了这类奶制品。及至公元前8000年之际,经火烧制的陶器已经遍布西亚,并在日本独立发现。中国已知最古老的陶器,时间约在公元前12000年,来自好几处文化遗址,包括长江三角洲地区,比当地稻米文化正式出现还早。※至于南北美洲的陶器,首先现身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地点是亚马逊河下游热带雨林的采集狩猎部落。今日北美的乔治亚、南卡罗莱纳等地,则迟至公元前2500年才有陶器出现,今日美国中西部各地则更晚,一直要到再过约两千年后。

世界各地的制陶起源,极有可能都与面食和粥饭的制作有关,其中自然涉及碾磨、加水、抟揉、成形和烘焙等工法。经过烧结的黏土,是世上最早的合成物之一,也是人类完全利用“热”而制作的第一种材质,这项成就代表人类发展进程的一大里程碑。约始于公元前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即以此为发展根基。先民开始使用陶器炊食,对人类饮食的意义非凡,举凡食物的处理与保存、酒类的酿制与蒸馏、植物天然内含毒性的消除、动植物食材营养价值的提升,都因此迈出了重大一步。人类从烧结黏土中获得的知识,对日后文明的关键表记——金属制作技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以楔形文字记载,保存于美索不达米亚神庙内的古老税务纪录,也是记载在烧制的泥板上,更代表了定居聚落走向记数、书写与正式教育系统所迈出的初期步伐。

早在人类开始栽种植物、驯养动物之前,先民艺术家便已创作象征神灵和动物灵的陶偶,足证存在于泥塑烧造与超自然信仰之间的原始连结。法国南部15000千年前的洞穴里,放置了两尊欧洲野牛的泥塑,8000年后同一地区也出现人类陶偶。新石器时代希腊与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的陶制葬器,绘有奇特纹饰,意谓当时的陶匠已为宗教仪式制作专门器皿。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的陪葬物,包括眼部镶以绿松石的陶偶人像。沿长江诸多稻米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刻画图样,显示原始萨满信仰的祭司使用陶器行使巫术魔法。

黏土还可模仿金属、矿物或其他被视为具有通神作用的种种昂贵材质,更使陶器成为人类神灵信仰生活的中心;比方半宝石类的绿松石,是埃及文化里大地母神兼牛神哈托尔的象征,埃及人便以蓝绿色陶仿制,用以献神。甚至连陶器上的纹饰,在许多古代社会也可能起源于避邪护身的需求,用以驱离窑变时释出的神魔力量。

“大神捏揉了一些黏土”:陶器的神性

“大神捏揉了一些黏土”:陶器的神性

中国古代神话描述造物主用北方高原的黄土造出人类。唐英的记载显示,中国人相信儒道文士点名的五行“土、火、水、木、金”都遵从那位“大陶匠”的奥秘旨意。日本也传说首任天皇是从众神之中下凡,成为人类第一位统治者,在天人两界之间的地界担任陶匠的角色。17世纪的日本基督徒将这个概念转化成一则口述传统,拟想造物之神将黏土与自己的肋骨结合,造成世上第一个人。埃及神话也提及天界有一位陶者,化身为孟菲斯的大神,也就是诸神的创造者,又称库姆,羊首人身,是掌管生殖之神。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苏美文化的创造大神恩基尔,也是用一团黏土造成诸神与圣王,而“归于汝土”这句话则表示其人已死。约成于公元前2500年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同样将正在分娩的创造之母阿鲁鲁描述为陶者,用黏土造出半人半兽的恩奇都,也就是国王吉尔伽美什的双身,他的“另一个我”:

她沾湿双手,

拧下一些黏土,

扔它向野地,

捏它、塑它,照她所想。

横跨西非地区,从马利到喀麦隆,那里的陶人通常是女性,她们制作陶器以与神灵沟通,其中包括各种驱疾、化解的法术和消减心理苦楚的功能。奈及利亚东北部加安达人制作“灵罐”以代表聚落的某位守护神,职司医病消疾并带来丰收。奈及利亚南部约鲁巴人的女神伊拉 玛波,是“众母之母,静默大地的古老静默母亲”,以河泥造人。而人死后也会重新化解回归为泥为水,善人升入天界,恶者坠入“破罐界”。南迦纳的阿坎族人相信,陶制的水器必须完好无缺,否则大神阿伊苏就不会在仪式中降临,因为罐子若破,意味着大神的法力已然尽失。同一区内,阿驾族和丰族人制作陶罐,象征那位与危险和欺瞒有关的巫神雷格巴。

夏威夷古代岛民崇奉的主神肯恩,不但掌管生殖,也是夏威夷历代国王的祖先。肯恩用泥土作像,然后吹进生命造出活人,取名Keli ikuhonua,意思就是“红土”。婆罗洲的达雅族相信,月神教导人类用黏土制作瓶罐,而太阳和星宿也是其他神祇以同样材质所造。7世纪的高棉众王国认为,泥罐及金属罐具有神力,并在他们印度教仪式的加冕典礼上以泥罐盛装圣水,倾倒在泥塑的神像上面。印度教的大母神更与黏土息息相关,因为黏土是最原初、最根本的可塑材质,无定形又无所差异,成为所有受造之物的样本原型。众神之外,印度陶匠还特别祭祀天花女神与象头神,前者是大母神的法相化身之一,后者是湿婆神和雪山女神之子,是淘气可爱的福神。

一直以来,印度陶匠都被当地人认为赋有神赐的法力,能将不洁的泥土转化成可供神圣仪式与日常生活之用的器物。今日印度的百万陶匠,统统自认是创生神“生主”的后裔,虽然社会地位低下,却得以佩戴一种称为“圣线”的护身绳;除了他们之外,只有高种姓的婆罗门阶级才能有此殊荣。创生神的另一法相代表天力,是建造整体宇宙的工匠大神,他用太阳的日轮造出宇宙各界的保护救济大神毗湿奴。而陶工所用的陶轮,正是以此天体为象征。

陶匠的神圣光环与制陶的神灵性质,也在其他许多地方的神话与传说中发现,诸如婆罗洲的可拉必族、红河谷地的越南、衣索比亚的孔索人、加蓬的范族人、刚果的巴刚果族、墨西哥的萨波特克族、安第斯山脉的希瓦罗族和加利福尼亚的塞拉诺印第安部落。美国西南部普埃布洛印第安人认为陶盆内有灵魂,每逢陶器烧裂作声,就代表一个生灵释出。危地马拉高地马雅基切社会的《公共书》是一本神话,记载并叙述了其统治者的家谱,其中创造诸神的名号,与抟泥造出生命的陶者完全相同。秘鲁的印加族深信,他们的创世大神维拉科嘉是从的的喀喀圣湖里的淤土造出世界与人类。18世纪时,路易斯安那的印度安纳齐兹族告诉某位法国旅人:“大神捏揉了一些黏土,就和一般陶匠使用的没有两样,作成了一个小人,然后 发现作品做得不错,就朝它吹了一口气,小人立刻有了生命、长大、会动、会走,而且发现自己的模样非常完美。”这个创世故事,或许源自耶稣会教士讲述希伯来经典中的大神雅威,如何“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创世纪二章七节)——希伯来文的“人”即 adam(亚当),“地”为 adamah。

这段记载也进入《古兰经》十五章二十六节:“我确已用黑色的、成形的黏土创造了人。”(马坚译本)类似的陈述另外还有五处,确立了“属天神性陶匠”的概念,在伊斯兰文化中成为标准的主题地位。9世纪伊斯兰著名史家塔百里以华丽辞章解说古兰经文,便曾长篇详述亚当受造的经过,描写大天使加百列如何将各色泥土带到真主之前,真主又如何以自己的双手,捏土塑泥,造出世上第一个人的雏形,直到最后大功告成,可以吹进神圣的灵气,“正如尚未经过火烧的陶土。”波斯神秘诗人阿塔尔写道,真主造人,因此也严格评鉴人:“主是陶匠,先以极高的技巧造出器皿,然后又亲自击碎它们。”

在杰里迈亚书十八章六节中雅威也警告先知利米:“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这段经文可谓一切人事的最高指导原则;公元3世纪基督教神学家俄利根便是据此写出他的讲词:“神,是我们身体的陶匠,是我们体质的创造者。”俄利根也详细解释保罗的主张,也就是神造人,行使的正是陶匠对泥土行使的权柄。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工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作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作成卑贱的器皿么。”在哥林多四章七节中,这位大使徒向外邦人宣称,当基督光照受造者心中:“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16世纪意大利的陶匠也同样仰赖这来自天上的神力,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与灵力共鸣,因此他们在送器入窑之前,都会先画十字“以基督耶稣之名”祝祷。不过神灵力量这件事,背景来源似乎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不大,这些陶匠深信:“如果烧窑时正逢月缺,火力亮度就会不足,正如月光失色一般。”

殷弘绪传扬“那位由泥土造出第一个人”的大能之神,不但借助于他本身文化传统中的丰富相关隐喻,事实上与景德镇陶匠本身的日常经验和灵性感知也非常契合。他显然深信,透过这类饶有帮助的模拟联结,就算眼前他牧养的中国教友未能独信基督一神,依然供奉其他偶像神灵,至终新信仰必能胜过原有的异教迷信。

殷弘绪本人,就知道一个将其他神明与基督教圣者共奉一室的实例。佛教的慈悲女神观音,向来济助人类急难,妓女尤其视她为庇佑者。“白衣”法相是观音三十三化身之一,观音安坐白莲常见于一般人家中的神位。水月观音是航海人的护佑大士,东亚沿海讨海人家都为她奉有神座。观音的母者化身则意味着救赎与繁殖力,观音众多的头衔之一即“送子”,及至16世纪,她更被人视为与圣母玛利亚二而合一。在陶匠手里,两者都塑有念珠,基督徒不分中外,都称观音造像为圣母玛利亚。1556年,某位圣道明会教士造访广州一处庙宇,见一尊观音手抱男婴像,立刻拜之以礼,视为“我圣母之像,古代基督徒所造”。他认为,造像的人就是当年随同传奇使徒圣多马前来中国传教的信徒。

中国和菲律宾两地的工匠,用象牙雕刻观音—圣母像,及至17世纪初期有些作品已经流入墨西哥城。数十年后,一尊或许是袭自象牙原作的福建制瓷像在伦敦以一英镑售出。这在当时相当于熟练工匠一个礼拜的工资(在中国约为三两银钱)。英格兰女王玛丽二世曾购入一件福建瓷,以充实她知名的瓷器收藏。日耳曼的麦森一旦破解了制瓷秘方,也立刻开始产制它的观音复制品。(见图三)

北京有一尊瓷制观音像特别受信徒崇拜供奉,因为据说栩栩如生,完全反映观音法相,如此奇迹,显示烧制时大士曾亲临窑中。明代有一只瓷盘的纹饰非常少见:观音居中,四周有仙人与信徒环绕,可能是某位富商所订购。根据殷弘绪记载,景德镇也制作并贩卖观音膝上抱子像,有些流入日本基督徒手中,被他们称为“玛利亚观音”,秘密礼拜供奉。中西圣母合并为一,事实上可能为殷弘绪教区内的信徒带来某种程度的安慰,使他们不致对自己新皈依的异国宗教感到太过陌生。正如殷弘绪也承认,“传福音者,尤其在中国,务必要结合蛇的灵巧与鸽的纯良。”

景德镇官方曾下令为瓷神建造新庙,殷弘绪刚巧认识某位窑官,因此为他帐下的信徒获得了豁免,不必参与这桩强制的工程劳役。但是他不免歆羡天后宫的规模:“如此宏伟,远远超过景德镇上其他所有庙宇。”他告诉信众,希望有一天“这座大庙能成为献予那位真正天上圣母的教堂”,两位天后之间,有着些许若合符节的特征。他也记录了这座天后宫的由来:某位瓷商在菲律宾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做生意发了大财,特别捐钱还愿建宫,因为一次暴风雨大作中,天后在紧急关头现身,保佑他幸免于船难。

这位天后是渔民与水手的保护神,一如圣母玛利亚,后者的众多头衔之一便包括“海上明星”。亦如佛教的观音,中国的这位天上圣母以妈祖之名,赢得海上行商的崇奉,主要以福建沿海的湄州岛为中心。许多港埠都奉有她的神位与寺庙,沿内地的河道与大运河亦不例外。众人相信她居于浙江海岸的岛屿普陀山上。有位港口官吏宣称“但凡迎接朝潮暮汐者无不奉之”。仰赖遥远市场为生的景德镇居民,即使远在内地从未见过海洋,也同有着这份虔诚信仰。

从景德镇一路通向海口

从景德镇一路通向海口

景德镇的天后信徒,祈祷她引领他们的瓷器出品通向海口。天后的庙宇如此宏伟壮丽,证明水道运输攸关这座瓷都的兴旺。殷弘绪特别强调,当地居民的生计与日用全都仰赖昌江,“因为这里的生活物事,件件来自外地。”他计算全城每日需消耗一万担白米和一千头猪,都是靠船运送达。各窑使用的材料对象也经由水运而来,连绵不断的船舶,满载黏土,由百公里外江西之北的安徽祁门开来,因为景德镇本地的土量到了18世纪初期,几乎已经开采殆尽。松木和杉木质轻而脂厚,是最好的窑柴,也来自安徽省。平均每烧一次窑要耗费1100公斤燃料,一个大型窑每天需要64吨左右。多少世纪以来的陶瓷生产,已使附近坡地的林木一空,陶匠必须倚靠昌江上游的来源。制釉所需的石灰和蕨类植物则从南面船运而来。

来自皖南商业中心徽州(或称新安)行会的商人,在景德镇贩卖木料、白米和棉花,两地水路相距180公里。根据明代一位人士记载,有些贸易商身价直逼百万贯钱,少数几位更高达25万银两。

徽商经营当铺或开店,首先在宋代登上全国市场舞台,取得有照的盐商资格。到了明代,他们大量投资瓷器生产,部分以贷款方式借给需款孔急的陶匠,然后再以折扣价购入产品抵债。此时出版兴旺,他们也积极投入,提供各式可以迎合文人雅客和士大夫地主阶级口味的木刻新样,以供陶瓷纹饰参考。

徽商自然也善用他们的商业网络营销景德镇的瓷器,几乎所有产品在离镇之前就已找到买主。买家隶属行商行会,与镇上五十家业务经纪进行交涉,后者一手控制销售、包装、运送。一条龙式的服务高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市场效率大增。根据清代的相关记载,掮客除了与卖家商议价钱、检查供货清单、准备完税单据之外,也负责到厂取货和安排送货。

景德镇产出庞大,加以瓷器既重又易碎,水路运送势所当然。正如亚当 斯密所言:“各行各业可及的市场,因水运而扩大,此为陆运所不及。所以唯有在滨海地区以及可航行内河的沿岸,各类工业才会开始进行分工与改良。”天下瓷都之所以能利用大量生产的技术,正是因为借由“比起尼罗河、恒河,甚至两者加起来更广的内陆航道”,

以运销遍及各地的市场。利玛窦也宣称,搭乘船舶来往,是中国一大奇妙景观:“天然河川、人工运河,这个国家的水道如此密布交错,几乎可以乘船前往任何地方。”

唐英描述瓷器装载外销的过程:粗器用茭草包扎,每30到60件为一包。上等器则用纸和稻草包裹装桶,600件一桶,重达225公斤。再把一包包、一桶桶送上一排排泊在江边的长型轻便快船。向南航行80公里抵达饶州,昌江便在不远处流入鄱阳湖。多雨的季节,景德镇附近的峡谷航程险峻;多少世纪以来的瓷片沉积河底,因此河水极浅,急湍处处。

殷弘绪很熟悉这段水路,因为他就住在饶州,不时沿河往来通勤。景德镇当地没有客栈,地方官规定外来旅人必须夜宿船上或入住当地民家,由东道主负责担保。此外,饶州生活费用较廉。瓷器买家通常都在饶州落脚,可免自己一趟辛苦的上游航程。然而,景德镇瓷器名气再大,一般却都以饶州器之名营销中国各地;根据殷弘绪的说法,宋代更有“饶玉”之称。1656年一名来到此地的荷属东印度公司商人记载:

(饶州)南北航行的船只,不是专载就是兼载瓷器,多为杯碗 我们发现陪同我们前来的中国人毫不含糊,也尽量把他们的船上塞满这类瓷器 准备运到南京和其他地方销售;我们也看到一个好机会,可以订制一些稀有瓷器,可惜身上没带适当样本,真是可惜。

饶州码头的装卸工把瓷器装上吃水深的中式平底船,准备航越鄱阳湖。此湖是中国境内最大的淡水湖,也是无数船难发生的地点,不过奉命担任救难任务的船家名声却不大好,被认为其实急于趁商船之危大发自家灾难财,尤其在自认神不知鬼不觉之际。若能逃过此劫,多数船只会继续四天航程开往北岸的九江,这个港埠拥有极大的瓷器市场。从这里,一船船瓷器再度转运,沿长江向东北方更远的南京而去。根据16世纪葡萄牙作家兼旅行家平托的记载,南京这座名城的富人拥有“数不清的上等瓷器,视若珍宝”。最后,再经由大运河的接驳,一船船瓷器运抵距离景德镇千里航程之外的北京。

由鄱阳湖南行的瓷船,则是驶向江西省会南昌,然后沿赣江而上,准备驮载货物穿越大庾岭的梅关古道。利玛窦形容此处是“全帝国境内最知名的穿山古道”,放眼望去,只见无止境如长蛇阵的挑夫、驮骡、肩舆。从景德镇到广州长达九百里路程,唯一动用陆路的运输就是这一日翻山行程。无数瓷器便是以这种方式,以手推车辗过、在挑夫背上走过这段二十公里的路段。好在有唐代凿山修路铺设的台阶和步道,多少减低了任务的艰辛。

白银则反其道而行。这种白色的金属大量流入中国,从南方口岸翻山向北而去,支付中国的外销瓷器及其他各色消费产品,比方丝织品及漆器。中国自15世纪30年代起采用银本位,因此银价飙高;而银产丰富的国家如日本和西班牙(后者的银源来自墨西哥与秘鲁),正好对中国商品需求不尽。1567年间,单单是梅关一处的关税收入就超过百万银两,征收比例是宣告货值的三十分之一。十年后西班牙美洲白银开始源源流入,税收数字更呈显著攀升。17世纪初期有位葡萄牙商人便如此表示:“白银周游全世界,最后涌进中国,然后就不走了,仿佛这里才是它的天然中心。”西方人加入亚洲贸易,白银不但成为联系欧亚大陆两端的主要交易媒介,也是全球化的货币。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白银作为商品,是“宇宙最大型商贸活动的基础”。追随着白银的足迹,商人也翻山越岭,运载玳瑁、象牙、珊瑚、黑胡椒和香木北去。进入19世纪,一箱箱印度鸦片被英国人运往中国,走的也是同一路径。

在岭峰附近,利玛窦记载,行旅穿越“直接凿山而建的一道巨门”,这是标记江西、广东两省的地界。抵达南麓之后,瓷器再度装船,顺江而下直达广州的码头。天气好的时候,这趟航程极快,耶稣会派驻北京宫廷的教士白晋,1693年只花了二十天便从南京抵达广州,然后历经四年旅途方才回返法国,其间在泰国和印度分别停留甚久。1698年白晋终于再度来到中国,同行带来的伙伴,正是殷弘绪。

瓷之秘: 18世纪的中国与西方(1)

第二章 瓷之秘: 18世纪的中国与西方

1685年,白晋与五位数学同行组成法国耶稣会首批来华教士团。白晋本人荣膺康熙皇帝的私人师傅,讲授几何与哲学。他认为这份任务可以增进基督教的传播,因为对耶稣会来说,信仰皈依与学识求知关系密不可分。该会是最有学问的宗教组织,早在创立人西班牙的罗耀拉起草会章之际,就已经呼吁有系统地搜集、传递、出版各类信息。耶稣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从1534年创设起,一直到1782年普遍遭到镇压为止,近两百五十年间共出版了五千六百种科学方面的著作,包括医药、地理、农学和自然史等。

1735至1795年间,北京的耶稣会士总共翻译了四百多种中文作品。利玛窦、白晋和殷弘绪等人写了卷帙浩繁的报告,寄给他们在法国的上级,促成首座全球信息网的诞生。然而若论背后动机,却主要在宗教,而非为利他或科学:他们深信传布西方知识给中国人,可以同时暗中散播基督信仰的种子。一如利玛窦的解释:“谁若以为伦理学、物理学和数学对教会的工作无足轻重,就表示他根本不了解中国人的口味。如果有益的灵性口粮不先用知性加以调味,他们就兴趣缺缺。”在此同时,利玛窦等人也认为,将有关中国的知识送回国内,可以有助于西方的竞争力与当时世上最发达的经济体抗衡。

耶稣会士将欧几里得几何、哥白尼天文学、文艺复兴透视技法和西方音乐理论带到了中国。一位来自摩拉维亚到菲律宾传教的耶稣会士凯末耳,搜集中国植物的干燥样本送回欧洲,日后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建立其权威的分类命名系统,便曾借助这些样本。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也将中国制糖技术的模式寄至秘鲁,又将大黄引入欧洲,成为健胃整肠的良方。17世纪30年代,派驻秘鲁的耶稣会士把金鸡纳树的树皮带到罗马,治疗发烧大有奇效。此物是奎宁的主要来源,1658年某份伦敦刊物称它为“耶稣会药粉,疗效绝佳,可治各式发寒症状。”借由阿卡普尔科开往马尼拉的西班牙三桅大船,秘鲁的耶稣会士也将金鸡纳树皮送抵中国。1691年白晋便是用这味药治愈了康熙的疟疾,大得皇帝信任。

“耶稣会药粉”大获成功,次年进一步帮助白晋说服康熙放宽对基督教的管制,允许他们在各省合法建立教堂。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向基督教传道士全面开放,至少在白晋等人眼里,这个“中央之国”的皈依时机似乎成熟了。不久之后他便启程回返法国,招募具有科学、数学和科技等专门知识的耶稣会士共赴中国服务,因为康熙皇帝很想依循路易十四的王家学院模式,也在中国设立一所科学院。殷弘绪和另外九位耶稣会士,便是白晋招贤的结果。1698年3月,一行人在法国西岸的拉洛歇尔登上“海后号”,11月抵达广州。白晋立刻带领这批新血进京谒见康熙,然后一一分派任务。殷弘绪之所以被派到景德镇任职,很可能就是白晋的安排,因为法国宫廷(西方各国无一例外)急于发现制瓷秘方。法王路易十四一如他的那位中国同行,一心也想借由远在世界另一端,而且是当时世上最强大的国度来获取知识,并从中得利。

“应许之地”:中国与西方

1712年,殷弘绪写信给法国耶稣会中印传道事务部的司库欧里。信一开头,他就表明自己不辞劳苦地探访制瓷的奥秘并非只是出于好奇心。这个声明,暗示了他和其他正在康熙宫中效力的耶稣会士一样,不论工作的地点是珐琅作坊还是画坊,其实都想专心传道本务,并不乐意另有旁骛。然而他又立刻补上一句:“不过我也相信,有关这个行业的所有细节,对欧洲应该有些用处。”巴黎的上司回复他,来信内容已纳入耶稣会士书刊《益智书简》。此书于1717年出版,想来也寄给了他一部。因为五年之后,殷弘绪再度执笔书写第二封信时,手上显然已有此书。

巴黎方面还通知他,这封信提供的数据仍不够详尽,法国陶匠依然无法照样制瓷。殷弘绪只好重拾旧业,再探制瓷之秘,然而这一回热情已经大减。在第一封信中,他充满了对瓷器与景德镇生活点滴细节的惊讶与好奇;可是1722年写就的第二封信(1726年出版)就只有事实面的报告,笔法枯燥单调,纯粹只谈釉药成分与发色效果。他也谦虚地表示,希冀“本人以下的报告,可以对釉陶工匠小有裨益,即使无法全然达到中国瓷的完美程度”。他也针对釉陶制作提出许多改良建议:比方以马耳他土替代某种中国瓷土、以海棠木替代中国蕨类制作釉药、以柳木或接骨木替代竹子制作木炭、以欧洲本地的滑石替代中国人才懂的一种白垩土成分。他向读信者保证:“有些在中国无法做出来的东西,说不定在欧洲可以轻易达成,只要能找到同类原料。”

殷弘绪的上级把他派到景德镇,显然就是要他担任工业间谍;当然,想来也虔诚地希望他能顺便拯救几个灵魂。他的书信代表着重商主义的经济策略,包括技术转移、取代进口和产品创新三大项,而殷弘绪的瓷器书简正代表了时间上最早、也最精心策划的实践手段之一。他立下的先例更激发了众多后代继起,追求同样的目标。比方曾任伦敦皇家学会主席长达四十二年的班克斯爵士,正是在读了纳入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殷弘绪的报告之后,要求玮致伍德务必派一名陶匠好手前往景德镇一探制瓷秘方。班克斯也建议某位正要出发赴华的不列颠使节,不妨带上“几名有知识的瓷匠与茶匠,可获取大量有用知识,价值无可限量。”

欧里和白晋本身的背景,也透露出殷弘绪任务的本质与背后的脉络。欧里出身权臣世家,祖上在法国政府历任财政高官。17世纪之际,欧里家族也不乏有人在“海后号”的船东法属东印度公司担任主计职务。欧里急于为法国开发出制瓷配方,指示殷弘绪寄些黏土样本回国。欧里家族日后另有一位成员路易伯爵,也与中国陶瓷有密切联系,其兄是法王路易十五的财务大臣。路易伯爵负责监管法国对亚洲贸易,本人收藏中国瓷器,有些更饰有他的纹章。塞佛尔皇家制瓷厂的前身,就是1747年在他协助之下成立的文森瓷厂。还有一位法国贵族利氏男爵,可能也对收藏中国瓷器与制造工法颇感兴趣。他和殷弘绪颇为密切,曾出资协建景德镇教堂,显然是为了纪念他的耶稣会士侄儿利圣学。利圣学与殷弘绪同船赴华,也约于同时住在饶州,于1704年去世。

1697到1698年白晋回国停留期间,往往穿着中国官员的袍褂赴凡尔赛宫,这是法国王公贵族都很熟悉的流行服饰,他们不时举办化装舞会或以类似方式欢度节庆。白晋与高官(如欧里家族)商议,和欧里本人策划,促成了将“海后号”卖给法属东印度公司的交易。当时正值法国对外作战,政府欠缺海外贸易的财力。白晋献策说服了法属东印度公司将其雄图延伸至中国;欧里则负责招募资金。事实证明这笔交易果然利润丰厚:“海后号”此行为股东赚得原投资金额五成的股利分配。

瓷之秘: 18世纪的中国与西方(2)

白晋是派驻中国的耶稣会士中最有才干,但也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与某个称作“索隐派”的团体关系密切,后者宣称在儒家经典及其他中文书籍中发现证据,证实中国本土的古老宗教和基督教同出一源,因为诺亚的儿子遍布全世界。白晋曾在信中预测:“终有一日,我们会得到这个研究结论,我们将得以证明, 中国的表意文字 一如埃及象形文字,两者都是大洪水前饱学之士使用的书体。”他甚至相信中国古书《易经》内藏密码,若经破解可以证实自己的信仰无误。这等不寻常的想法,包括中法两国来自同一个文化与宗教身份认同,促成他寻求法国君主协助耶稣会传道任务的动机。

身为中国皇帝派赴法国宫廷的使节,白晋热烈希望两国的关系可以更加密切,透过商业贸易、欧洲科学和基督福音的良性辅助,改善并消弭彼此的歧异。路易十四亲切地听取他的建议。这位全欧最有势力的君王,认为在与亚洲最伟大的统治者来往一事上,自己当然也应压倒欧洲群雄,率先出马。早在十三年前,他已经派遣耶稣会士前往中国了,如今他考虑加派人员,以反制葡萄牙教士在中国朝廷占据的绝对优势。白晋将康熙的礼物呈给路易十四,包括四十九部中文著作以及一套版画。其中一幅,极可能就是法国皇家博韦织锦挂毯厂所绣《谒皇图》的灵感来源:只见天子高居御座,四周是奇花异草、中式宝塔、青花瓷器。

白晋认为康熙有潜力成为中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带领他的整个帝国改变信仰,投于基督门下。他写了一本《中国皇帝画传》题献给路易十四,书中洋洋洒洒堆砌了中法两帝王之间的辉映。白晋以夸张的笔法和甜腻的文辞,向太阳王如此禀告:

我等耶稣会士 竟于天涯另一端得见如此君主,实感惊异万端;法国而外,平生未见这等功业彪炳之王。一如陛下,其人天生异禀、品格贵重,仅此一项,即已堪配宇宙最伟大之帝国 简而言之,如此君主 无疑可称全宇最尊贵显耀之帝王,若非其位其治,恰与吾主陛下同时同在。

白晋还把这份中国帝王传记寄给大哲学家莱布尼兹,时任汉诺威选帝侯的宫廷图书馆长。当时莱布尼兹已与驻北京的耶稣会士热切通信,收到这本书后把它译成拉丁文,收进他1699年再版的《中国最新消息》。

莱布尼兹全心接纳白晋的著作,原因不外于两人都看出中西接触可能点燃的惊人火花。莱氏在《中国最新消息》书中指称,欧亚“寰宇”的两端各存在一个伟大文明,这种地理位置绝非巧合,天意势必要它们相逢,进行重大的文化融合。莱布尼兹认为中国是一个“欧洲对体”,或“东方欧洲”;他深深相信,如果不同文化能彼此认识、相互学习,世界大同和平之路必会向全人类展开。总体而言,他认为西方与中国文明是以平等身份相遇,各有长处,“因此有时是他们占上风,有时是我们赢一筹”。双方都有可供对方学习的优点:西方在科学、数学和军事科技方面领先,中国则在“文明生活理路”上拥有绝对优势,也就是律法、伦理和自然宗教。

这种两造平衡的做法,结果却引发另一层后果,重大地影响了日后西方人的中国观,因为它把中西文化论的焦点领上歧路,也就是专注于所谓各自文化天赋上的不对等。伏尔泰便在其18世纪30年代动笔、1751年出版的《路易十四的时代》中表示,两千年前,中国即已在道德和律法上臻理想之境,可是这个极早的成就,以及伴随而来的一味“尊古以先圣先贤为师”,却限制了他们在科学上的进步,科学“这类学问,需要时间的累积,以及活泼无畏的禀赋。”伏尔泰由耶稣会一手教育,极为敬重中国,他的书桌上随时摆有一帧孔子画像(或许取自《中华帝国全志》),可是他也在欧洲思想中埋下了根深蒂固的中国形象:一块永远不变的庞然亚洲巨石。对莱布尼兹而言,所谓中国是“欧洲对体”,代表着一种可资效法的美德模范。但是到了18世纪后期,中国就已经逆转为停滞不动的僵化社会,务必要由动力十足并自由贸易的西方予以打破并强行开放。

莱布尼兹响应利玛窦的看法,在《中国最新消息》宣称,中国人虽然未蒙恩典得聆基督福音,实质上却已奉行基督教诲。他主张与其派遣耶稣会教士前往中国传教,不如请中国儒士来欧洲传道,好好教导那些不像样的基督徒修身养性。(伏尔泰也表赞同,称赞中国没有那种“要人改教的狂热”真是太好了。只有西方基督教世界才有这种精神折磨。)

不过景仰归景仰,莱布尼兹对现实的认知还是相当实在。中国某些宗教和基督教信仰完全无法兼容,可能只有动用军事武力才能强迫中国人改信基督,对此他深感遗憾。此外他也担心,虽说耶稣会士促成中西双方前所未有的密切接触——英国作者波顿在其17世纪出版的《解剖忧郁》书中称之为“跃越大陆的耶稣会士”,但是他们太过热心的作为,恐怕会导致人类文明的重心倾向中国。

莱布尼兹和耶稣会士闵明我(1638—1712)曾有书信往来,讨论中国造纸和制瓷技术。1689年,他在罗马敦促闵明我 “别老是去想怎么把欧洲事务传到中国,倒是应该多想想如何把中国的卓越发明带进来。否则到中国出任务有什么益处呢。”1690年他写信给一位日耳曼贵族,表示很担忧“我们把太多科学机密交出去(给中国人),总有一天他们会用来对付基督教。”一年之后,他又警告路易十四的使节“一旦中国人透过这些(耶稣会)教士把我们的科学全都学去,欧洲就毫无优势,我们胜过他们的地方就完全没有了。”

莱布尼兹担心,中国一旦从西方学会他们想要的东西,就会“关上大门”。不只如此,中国人还可能利用他们善于制造的专长,接收欧洲的外销生意。这位日耳曼哲人藏有大量关于中国的著作,其中一部是《中国历史、政治及宗教风俗概观》,作者是1659至1664年间曾在中国居住的西班牙道明会教士,中文名亦译闵明我(1618—1686)。这位闵明我的描述更增强了莱布尼兹对中国的百般推崇,认为中国就是圣经所说的“应许之地”,所谓世上乐园说不定就在中国。不过莱布尼兹也听进了闵氏的警告:“中国人长于模仿,把他们所见的任何欧洲事物都学得惟妙惟肖。比方在广东一省,就有好几样东西仿得可以乱真,还拿到内地当作欧洲货出售。”

白晋寄给莱布尼兹一张清单,详列“海后号”从广州回航载回的物品,包括人参、乐器、漆器家具,以及皇帝御用“龙瓷”。他写道:“但是我们严肃期望,未来会从中国取得其他更有益于欧洲的事物,才不致因为我们把最好的知识任他们取用,反而变得不如他们。如此,才能真正自您的高见受益。”当然,就上等瓷器的制作而言,双方的平衡关系自是倾向中国一方。一如殷弘绪指出的,“中国人可不曾为取得欧洲玻璃而远渡重洋”,即使他们很欣赏这些玻璃制品。可是西方人却被“欲求、贪婪”驱使,对中国瓷器有着填不饱的胃纳。

“吸金吸银的无底洞”:亚洲贸易与西方(1)

“吸金吸银的无底洞”:亚洲贸易与西方

中国观察家包括莱布尼兹以及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贝尔等人在内,都深知中国独霸制瓷一事,使得欧洲各国经济损失惨重。1664年,科贝尔设立法属东印度公司,两年后又下令在比斯开湾建洛瑞安港,作为对亚洲商务的中心。他的打算是凭借法属东印度公司和洛瑞安港,对抗荷属东印度公司与阿姆斯特丹,全力开发东方贸易,减少法兰西贵金属的流失。荷兰共和国的惊人商业成就,已令欧洲各国大臣深深领悟:若想发展远距贸易,政府就必须在经济和制度两方面推动有益于国家的政策,包括拥有一支商船队、建立专利法体系、支持各种新科技的研发。更重要的是,务必保护本国制造业不受外国威胁。

鼓吹重商政策的人士,以一国金银货币存底与贸易入超来衡量国家财富。当时主流的经济观点认为,把本国钱财拿去支付他国货品对国家是一种伤害。更令人懊恼的是,欧洲人发现中国人竟然对他们的商品既不感兴趣,也毫无需要。1669年,一名派驻广州的代理写信给英属东印度公司众董事大人:“我们想不出可以建议各位运什么东西到这里来,本地人只喜欢银子和铅,其他都不爱。而且,说不定就算你把其他的货都扔下海,返航时船舱也不会少载太多东西。”欧洲对外采购数额过巨,停止贵金属超支外流并立法禁止瓷器、印度棉布(尤其是细棉布和印花布)、中国壁纸和漆器家具等商品进口的呼声四起。重商主义的经济及法律武器,包括限制性关税、特许专卖和政府补助制造业等。

整个18世纪,这类看法垄断了欧洲思想与官方作为。然而,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却指出,“把政府的心力用在监督本国金钱流量,务必维持在一定数量或甚至增加,是最无谓的误用。”他主张,无论资本如何外流,土地与劳力的年产值(也就是现今所称的国内生产总值),其实都维持不变。一味执着于守住金银存量,其实是陷于迷思,就好似积攒了“数量惊人的锅子”,只因为这些器皿是铁做的。他强调黄金和白银经由贸易流通到远地异域的好处,以及贵金属的使用可促进多国交易,合而组成世上“伟大的商业共和国”。

进入18世纪晚期,商业成长的巨幅扩张所及,已经涵盖全球大部分地区;亚当 斯密的创新观点正是源自于他对这个历史性现象的观察心得。但是再倒退两百年左右,所谓国际贸易一词在西方观察者心中,却只意味着祸而非福。英属东印度公司董事孟恩在他的《论英格兰对东印度贸易》中写道,银币“一向是现在也是,各国共通之患 可是在我国,此弊似乎已成致命之疾,因此放声呼救。”英格兰驻印度蒙兀儿帝国大使罗伊爵士,也惋叹他所认为的本国命脉血液之流失:“眼看我国承受着金钱外流之痛,除非能在东方找到一些新贸易拯救这个国度,否则迟早会因为我们自己腿脚无力而使整个国家倒地。”17世纪晚期另一位英国人抱怨,从亚洲来的进口货“有碍我们本国制造品的消费,而且以我国的银元或国库购入时,这个现象更为严重。”法国医生柏尼耶曾在蒙兀儿朝廷服务七年,形容印度是个“吸金吸银的无底洞”——18世纪重商主义者写作时一再引用这个形容,悲呼西方和亚洲各地做生意吃亏太大,几成陈腔滥调。韩威在他的《茶论》里控诉“印度、中国和欧洲交易得利如此之大,可说把我们这半球所有的黄金、白银,包括还没花用的、藏在盆子里的,也都以相当可观的数量吸走了。”

林奈比亚当 斯密年长十六岁,同样激烈反对自由贸易的主张。一如罗伊、柏尼耶、韩威等人,他也视亚洲为巨大的吸血虫,正把欧洲的财富吸走。林奈有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以本土取代进口,因此汲汲于搜集全世界植物,希望有朝一日天寒地冻的北极圈内的拉布兰地域,也可以转变成波罗的海的东印度,自产糖、茶、丝、棉、鸦片和肉桂。他写道,“我认为再没有比关闭(对中国的)门户更重要的事了,欧洲所有白银都从这扇门消失。”更何况白银大量运走,不为别的,竟是为了“干掉的梗叶、蚕吐的细丝”。他向自己在亚洲的众通信者呼吁,请从中国带回“一盆茶树”,以及“一撮未经垦过的原始瓷土”。林奈对中国的不屑怒气,在他订购的一套餐器于运送途中破损,以及另一套虽安然抵达,所用的红色装饰却不如他的意之后,显然更加升高。

在许多西方观察人士如林奈的眼中,把自家的贵金属就这样掷入瓷器、棉布和香料之类的无底洞,实在浪费得不像话。17世纪中期有位英格兰人士忧心地指出,竟把“好好的白银、黄金,去换中国来的破瓦、烂布、草药。”英格兰小说家费尔汀也认为,把钱花在瓷器上,显示幅员广阔的大帝国陷入腐败奢华——“左手进、右手出,从这个印度群岛取得的金子,立刻就花到另一个印度群岛上去。”法国剧作家梅西耶描写巴黎生活风情,同样提及高价购买中国瓷器或欧洲仿制品的愚行:“瓷器真是败家的奢侈品!随便一只猫,脚爪稍微碰一下,造成的损失更甚于八亩土地的损失。”1755年有位法国作者也抗议,漆器“每年令巨额金钱流出欧洲,全被遥远的亚洲吸光 (西方人冒着无数危险)就只为了替他们的国人取得一些上了漆釉的木头,而且这些玩意随随便便就会被不小心刮伤。”法国专家眼见银元大失血,觉得是他们国家特有的问题——18世纪时,法兰西自亚洲进口的货品主要来自中印两国,除去极少比例之外,都以美洲白银支付,白银来源则是法国船只赴亚洲时在南边西班牙港取得。

若说所谓货币外流的现象,其实理论甚于实际(如亚当 斯密所主张),进口货物本身造成的伤害威胁,对生意人及工匠而言,却真实、立即而剧烈。各国东印度公司纷纷将采购焦点由香料转向制造业成品,国内抗议亚洲商品的声音愈发高涨。17世纪晚期即已独霸香料贸易的荷属东印度公司,此时却看见自己的地位快速下滑——这个趋势预告了荷兰在印度商业势力的消融,以及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崛起,而英属东印度公司正是至终英国得以接管印度次大陆的根基。

回到1670年之际,香料占荷属东印度公司营收的百分之五十七,三十年后的1700年已降至百分之三十七。此时欧洲市场已供应过剩:胡椒价格大跌,荷属东印度公司只好砍去摩鹿加的丁香树以控制产量、保持利润。一如该公司某位董事所言:“我们发现每年的丁香产量,显然是全世界消费量的两倍。”进入17世纪后期,荷属东印度公司甚至被迫把一包包丁香当成股利发给股东,此举不但招来抱怨,同时也证明公司无力处理不断增加的生产过剩问题。1735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再无他法,只有用上火焚存货这招,烧掉了储存在阿姆斯特丹一间仓库里高达五十万公斤的肉豆蔻,带着香甜气味的烟雾遮蔽了阳光,席卷全城。亚当 斯密认为这件烧毁自家存货的行为,正足以证明就长期而言,政府专卖最终是不利自己的,必定招致失败而无利可图。

早自16世纪初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之始,亚洲香料进口就已经刺激欧洲产生了一个新兴的消费者市场。因为香料是热带原产,无法在温带种植,欧洲人很高兴终于能够取得香料,尽管某些清教徒忧心这种诱人的产品会对当代道德产生不良影响。可是结果显示,香料市场是一个没有价格弹性的市场,每户人家、每个厨子对胡椒和肉桂的需求有限。亚洲制造的货品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会造成连锁反应,对欧洲的经济、社会影响深远。异国商品激发了本国生意人和工匠的反感,刺激了产品与科技创新,同时一点一点地改变了众人对阶级地位、公众行为和生活水平的看法。

于是18世纪尚未结束,西方“现代性”的一大特色已经变得极为鲜明:为了追求利润,实业家与贸易商不断制造出新东西,消费者社会也着迷于新奇产品与新鲜快感。一个手上有钱的群众,带着无底的欲求,追求昂贵、时髦的装饰物,作为衡量自身社会地位与自我评价的准绳。奢华消费向来只是上层阶级的专利,用以区别他们与庶民的不同身份。银器、华服、盛宴、豪宅以及穿着华丽制服的仆从,都是权贵身份的表征。可是随着亚洲商品的狂热流行,在大量进口的推波助澜下,物价稳定下滑,较低的社会阶层也首次开始可以进行外显、炫耀式的消费了。

欧洲人汲汲于以白银换取亚洲商品,也促成另一项极其戏剧化并长久的后效——时尚之轮开始高速旋转。当时有位英国人指出:“从最时髦的公子哥,到卑下的厨婢,人人非印度棉布不穿,觉得只有如此才配得上其人其身!同样地,也只有印度屏风、印度家饰、中国橱柜和中国漆器,才能满足他们。”17世纪30年代整整十年之间,英属东印度公司进口了十五万件印度棉制品;五十年后,已跃升为每年将近三百万件。棉布大受欢迎,因为毛料的花色不多,穿用不便。有了棉布,衣着与家饰用料,包括彩绘帘幔、床单床罩、家具装潢和壁纸壁饰,都开始以轻盈便捷为尚。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进口策略,就是以亚洲纺织品满足时尚需求。1681年寄给印度代办的信中明确指示:

“吸金吸银的无底洞”:亚洲贸易与西方(2)

请注意,根本不变的大原则就是:每年尽可能变换丝品的花色。因为即使料子较差,只要是欧洲从未见过的新样,比起料子虽好却是去年的旧款,英格兰还有法兰西甚至全欧各地的仕女,都愿意付上两倍的价钱。

事实上,英属东印度公司这种迎合时尚流行的做法,曾引发有关重商主义、产业创新和社会秩序的辩论。主张该公司有理的一方,声称消费和时尚两者皆为目的,对个人、社会和经济繁荣具有同样必要的正当性。1728年有份论述东印度事务的匿名文宣甚至主张,亚洲进口商品带来的时尚挂帅现象,应视为一股自然力量,是对人类需求的响应:

人的品味喜好,一如自然的其他部分,天生需要有所不同和变化。空气是我们生存之所系,但如果没有新鲜空气的供应和流通,就成了致命的毒气。而东印度公司所特有的商品,其花色、品质,世上没有其他任何地方可以企及 时尚与风俗,是的,以及所有事物的本质,都已经认定东印度商品的高价值是欧洲各国不可或缺。你无法限制人使用它们,正如不可能限制人吃饭、穿衣的天然需求一样。

听在西方本土制造商与工匠耳里,这类说法简直虚伪,至少是纯属理论。生计遭受威胁之下,他们展开反击。伦敦的丝业工人面对印度进口棉布涌入的压力,开始觉得大事不妙,1680年,他们攻击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伦敦总部办公室。他们忧心恐惧,部分原因出自印度棉布显然比自家产品好上太多,因为前者经过处理,下水不会褪色,英国的染色料子却一洗就褪。1686年,法国下令禁止进口印度花布;1701年英格兰也颁布同样禁令,1678年英格兰甚至立法只准以毛料裹尸。1720年更追加不准穿用印度布,而且一直到1774年才终于解禁。这项禁令还激起了几桩“追杀印度布”的暴力事件。暴民高喊“印花布!印花布!织工!织工!”甚至在街头骚扰竟然胆敢穿这种禁布的妇女。讽刺画家吉尔雷1802年的彩色版画《穿棉布衣裳的好处!》也流露出类似的愤憎情绪:只见一名胖太太身穿印度花布衣裳,不小心扫到壁炉着火,吓得一旁的友伴大惊失色,满桌的中国瓷杯瓷碟眼看也要跌到地上粉碎了。

17世纪后期,中国手绘壁纸开始在伦敦发售,英国工匠马上起而仿效,开始在他们的产品画上“精美的印度人物”(1693年刊登于某家刊物的广告词),并且立即抗议中国壁纸的进口。东亚进口的漆器家具更令欧洲工匠憎忿;漆树原生于中国、日本,漆料是天然聚合物,作为丝、木与竹器的涂料,其色黝黑、密不渗水,深受两国珍视。漆器制作,多以刀剔、色染或螺钿银镶为装饰。

利玛窦或许是第一位建议欧洲取得漆器技术的欧洲人,“进口这类树漆,可能开创一番获利可观的事业,可惜及至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人朝这方面动过任何念头。”漆汁和漆树虽然无法进口或移植欧洲,法、意两国的耶稣会士却依然尽职地发表有关中国漆器制作的报道,时间就在殷弘绪出发前往中国之前的几年。他们建议欧洲工匠可以用清漆和其他涂料替代,并以油烟上色。耶稣会士的态度比道明会士闵明我乐观,深信西方人见了中国来的任何东西,都有能力模仿得惟妙惟肖。

及至17世纪后期,伦敦和巴黎两地的工匠都已经在生产复制版的漆器家具,同时也展开游说,以对抗东亚进口的商品。1700年伦敦一家专门制作漆器仿造品的公司愤愤表示:“近年来有些商家在伦敦定做之后,把各种橱柜的花色和式样送到东印度去,每年再从那里大量运回 全都是依照英国的流行趋势制作。”不久,这家公司就要求政府对进口漆器课以重税,因为“大批日本货即将由东方运到,不但会毁了英格兰的对日贸易,也将大大妨碍我国漆器对全欧洲的运销。英国漆器出口是我王陛下关税业务一大成长动力,东方漆器进口却是一大阻力。”

1700年“海后号”运载了一百八十箱瓷器以及更多的漆器返国,后面这类主要是屏风、盘盒和小柜。数量之多,巴黎人开始把漆器称为“海后”。法国的家具业者说服政府禁止漆器再度进口,不过显然未见成效,走私猖獗一时。某些上层社会人士鼓励法国本地进行仿制,路易十五的族兄孔代亲王波旁更出资成立漆器家具工坊。波旁也支持瓷匠契若的工厂,后者曾实验将漆料涂于陶瓷器的表面。路易十六的奥地利籍王后玛丽 安东妮特,订制漆器家具和饰以假漆的瓷器。皇家瓷厂塞佛尔为王后制作了一对纯为炫技的高难度瓷瓶,表面涂以仿漆,两个把手则是铜鎏金的中国龙昂首升腾。

1719年出版《鲁宾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对国际贸易的灵通不下于他的同时代人。在他笔下,一名真正的商人,是“寰宇型的学问家,不靠书本而通各国语言,不用地图却谙熟地理民情 他的出海日志与贸易航程描画了世界的轮廓”。这段描写,可谓先行于亚当 斯密对“大商业共和国”的高度看重。不过,笛福虽然相信海外贸易令不列颠国兴隆,同时却也担忧对国内工业的不良影响,因此他斥责购买进口奢侈品的行为。1713年他为一份流行刊物撰文,形容伦敦街头已因外来商品扭曲变形,充斥着“没有价值的无聊玩意儿”,这种沦丧转变,令人想起旧约以斯拉(三章十二节)描述的光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老字号的布料和毛料批发商只能躲到后巷栖身,因为全被出售髹金漆盒、花俏茶壶与各式茶具餐器的贩子抢占了地盘。看在笛福眼里,时尚陀螺旋转的速度年年加快,一味迎合短暂的消费者胃口,却毁害了殷实的产业,大伤国家的道德体制。

笛福最特别的一点是,他极力诋毁中国,甚至指名嘲弄中国闻名世界的瓷器。《鲁宾逊漂流记》出版后大卖,不到四个月即推出续集,这一回主角更远赴中土。书中主角鲁宾逊鄙夷当地人,称他们是群“不值得一顾的无知家伙、卑污低下的奴隶,只会屈膝顺从一个刚好也只配统治这样一群人的政府”。像这样退化低等的社会,怎么可能制作出胜过西方的瓷器?有人带鲁宾逊去看一座据称全系瓷制的宫殿,这却更坐实了他的偏见:“我一见,根本不成玩意儿 就只是个木板屋,或者依我们英格兰的称法,板条加灰泥筑成的房子。不过那些灰泥倒的确是中国瓷,也就是说,是用制作中国瓷的黏土抹上去的。”可见,所谓中国人“擅长制作陶瓷”的名声,根本就是骗局,让一些容易上当的外国佬听信不疑,人云亦云传得好似真的一般。

笛福如此诽谤中国和中国瓷器,足见他顽固地坚信:不管是基于道德或是商业理由,大家都应该爱用国货并拒用进口货。鲁宾逊遭遇船难,却靠足智多谋得以存活,就是最佳例证:在那热带岛屿的一人王国,他一切自给、自制、自足,甚至连几只类似瓷质的锅子都造出来了,“烧得再硬实也没有,其中一只更用砂抛光美美地上了釉。”(笛福曾投资砖厂,对陶瓷颇有一些认识。)他又写过评论毛料生产的文章,认为实实在在的英国平织呢料“比丝更好”,因此国人真的不需要“跑到印度和中国,买那些全世界最不足道、又最愚蠢的垃圾了”。这种完全不切实际的夸口,意味着他否定并谴责每日在伦敦街头所见的景象。根据1725年一位法国来客的观察,英格兰贵妇和淑女“依季节穿着东方的华丽丝绸或轻软棉布,毛料女装极为少见”。

就进口品代替方案与产品创新性而言,瓷器与其他商品完全不同。正如笛福的体认,棉与丝确实有必要跑到印度和中国采购,因为英国无法种植这些织品所需的植物——不过18世纪后期英国开始进口棉花,在本地进行织造。同样地,漆器与茶叶也必须仰赖进口。19世纪印度东北开始大规模栽植阿萨姆茶之前,英国完全依靠中国供应茶叶。至于漆料来源,欧洲工匠只能找到二流的替代品。唯独瓷器,是西方人唯一有希望可以在自家境内生产抗衡的重要中国货,不仅复制,甚至可以逼近原件。这正是笛福之所以如此气急败坏的背后缘由,眼见中国瓷在欧洲的地位如此崇隆,他坚持欧洲人应该自行创造欧洲版的瓷器。

瓷王:萨克森尼的奥古斯都二世(1)

瓷王:萨克森尼的奥古斯都二世

当时攻讦亚洲货品的人,心中的最痛,就是以白银交换异国情调的织品与瓷器。此事之所以得到他们最大的关注,是因为这两项商品不但进口量最大,而且比起壁纸和漆器,公开亮相程度也最普遍。数以百万计的瓷器涌入欧洲,日耳曼学者暨科学家契恩豪斯指出:“诸如中国瓷之类的对外采购量如此庞大,对国家造成损失之巨,务必设法回避。”

他指责中国瓷是“萨克森尼的吸血瓷”,因为大量财富都流向中国而去,尤以西班牙美洲的白银最甚。他对这个问题相当熟悉,因为他服侍的对象,萨克森尼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外号“强王”,就是个狂热的瓷器藏家,同时也拼命想破解制瓷的秘方。

这位波兰王染患了亚洲奢侈品反对者口中的“瓷器热症”,就像高烧般发狂地想要拥有瓷器,而且是最出名、最显赫的患者。他派驻荷兰的代理,在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拍卖会上为他购下巨量的中日瓷器,一车车、一船船运回德勒兹登。奥古斯都甚至梦想出一些超出瓷质能力范围之外的庞大计划,比方说建造一座全部由瓷烧成的宫殿,包括墙壁、御床、御座,以及一间瓷造的小礼拜堂,搭配瓷制讲坛、风琴和圣坛。他还亲自担任模特儿,让瓷匠塑制自己真人尺寸的骑马英姿。他委制了十二门徒的瓷像,烧制时需要大量内外支撑才不至于倒坍。

奥古斯都二世手下的陶匠以皇家园林豢养的动物为范本,制作了四百件真实尺寸的瓷像。其子奥古斯都三世继承王位后,也继承了其父对瓷器的热爱。1753年一位英国来客形容德勒兹登的这批陶瓷众兽:

下一项奇景是瓷宫,因建筑风格也因全以瓷器装饰而命名 有许多瓷制的动物像,狗、狼、熊、豹、猴和松鼠等等,有些甚至和实际尺寸一般大。还有大象、犀牛,身量如同大狗;又有各式各样的鸟禽,包括公鸡、母鸡、火鸡、孔雀、雉鸡、鹰隼、鹦鹉、异国珍禽 二楼有两座大理石壁炉,各以将近四十件大型瓷像为摆饰,造型有鸟有兽也有瓶罐,最高超过二十英尺,硕大无朋却栩栩如生,不但无与伦比且令人叹为观止。

众鸟之中,更突出的几件是梦幻鸟,其中一只综合了西方金鸡与中国凤凰的特征。波斯特尔斯威特思索这处奇幻的动物世界,在他的《寰宇商贸字典》里写道:“世称 大帝 的普鲁士国王陛下腓特烈二世,有时称他这位波兰兄弟为瓷王。”

中国瓷在欧洲的辉煌事迹甚多,最知名的例子就是1715年奥古斯都二世与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之父腓特烈 威廉一世做了笔交易,把六百名萨克森尼龙骑兵换了151件康熙时期的青花瓷。这些瓷瓶都有盖,几乎高达一米,从此被世人称作“龙骑兵瓶组”。被波兰王卖到他国的骑兵,编入普鲁士(即日后的日耳曼)陆军,组成萨克森尼九十四步兵师,绰号“瓷器兵团”。这支番号劲旅的最后重要一役,是1942至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之役,当时他们依然佩戴着代表奥古斯都二世身为神圣罗马帝国元帅的纹章:双剑十字交叉,亦是麦森瓷器的标记。(见图五)

奥古斯都二世身后,遗留了不下35798件瓷器,约有半数产自他的麦森瓷厂,另外一半则来自中日两国(全以“东印度瓷器”之名登入他的皇家账册)。他把自己在德勒兹登的藏品全部收在日本宫,该宫钟楼内的那口大钟也是瓷制。此宫原名荷兰宫,购自萨克森尼重臣佛莱明伯爵。1726年,佛莱明伯爵想把自己名下宇毕高宫的橘园也售予奥古斯都二世,后者的回复等于做了一个精准的临床心理分析:“你难道不知道,瓷器如此,橘子亦然?也就是说,但凡患了这类瘾头的人,从不认为自己已经搜集够了,总觉得还需要更多!”所幸选帝侯可以同时满足自己的两大癖好:在他的德勒兹登宫花园里面,他把一株株爱橘种入一只只爱瓷内。

奥古斯都二世对瓷器的狂热,与契恩豪斯对科学的爱好不相上下。契恩豪斯才智过人、兴趣广泛,似乎对当时欧洲的智慧观点无所不知。早岁在荷兰共和国莱登接受高等教育,研读自然科学与医学。17世纪70年代,契恩豪斯与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大哲(同时也是透镜工匠)斯宾诺沙有书信往来,并将斯宾诺沙《伦理学》中的激进宗教思想转告莱布尼兹。契恩豪斯在伦敦与英国皇家学会成员共同进行科学实验,不久,科尔贝便聘请这位刚刚崭露头角的学者前来巴黎教导其子数学。在科尔贝的帮助下,契恩豪斯开始将自己的科学知识转为实用,导向新科技的开发。

发现土星环并首先将摆锤原理用于时钟的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指导契恩豪斯磨制玻璃镜片,这是门要求最为严格精确的科学工艺。契恩豪斯善用这项知识,使用大型聚焦镜为陶土加热,并因此为自己带来殊荣:成为首位名列法国科学院的日耳曼科学家。1682年,他的声誉日广,与莱布尼兹一起出版刊物《博学通报》。瓷器的制作,当时称作“秘方”,当年他在莱登念书之时即已引起契恩豪斯的注意,而莱登的地理位置,正好位于中国瓷最为泛滥的荷兰国中央。17世纪90年代起契恩豪斯为奥古斯都二世效力,首先实验以光学镜片达到烧瓷所需的高温。接下来又投入年月,致力探讨瓷器本身的性质,使用各种矿物和黏土,决意发掘出最正确的配方。

1694年,莱布尼兹的秘书造访契恩豪斯在德勒兹登的实验室,看见他已配出一种蜡般的类瓷材质,不禁艳羡不已。几年之后,大科学家又偷偷取得了荷兰代夫特陶匠以及圣克劳陶厂的技术(后者位于巴黎西郊通往凡尔赛的路上)。一如当时其他许多人脉良好的绅士,契恩豪斯无疑也有机会参观路易十四之子——王子路易的乡间府邸。王储收有一些瓷器,是1686年暹罗国(今泰国)派使送给法王的礼物,那队使节团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事。路易王子的收藏还包括大约四百件青花瓷和几座称作“暹罗宝塔”的瓷塑,以及玛瑙器皿、水晶和日本漆器家具,并特别把他的青花瓷摆在蓝银布面的座椅和卧榻之间。

瓷王:萨克森尼的奥古斯都二世(2)

奥古斯都二世采购大量瓷器,契恩豪斯又到处参观进行研究,花费必然相当可观。在如此不知节制的庞大开销之下,选帝侯的财政大臣几乎被主子整得心神交瘁,不禁大发牢骚:“瓷器,真正是令萨克森尼淌血的血碗。”奥古斯都二世雇来发掘中国制瓷秘方的炼金术士,称瓷器是新的“白金”,可谓意味深长。然而,尽管波兰王的挥霍无度不下于基督教世界其他任何君主,但最后事实证明,他比当代其他看似更启蒙、更明理的人都更具长远眼光,愿意投下大笔金钱从事有系统的瓷器研究。1709年3月,契恩豪斯的助手炼金师博特格禀告奥古斯都二世,他已经烧出瓷器——博特格可以独揽大功,因为契恩豪斯已于五个月之前去世。奥古斯都二世大喜,下令在一件瓶子上画上自己打扮成中国皇帝的模样,凝视着旗下的麦森瓷厂。

奥古斯都二世下令,日本宫内的壁面一律以亚洲瓷器布置,背衬着一墙墙“精美华丽的东方丝缎壁布,上面绘有印度大君或绣着金色飞龙;或是耀目的印度镀金壁纸,清楚而精细地画上各式中国宝塔。”他还委人为他的瓷兽展间的天花板绘制了一组壁画,其实是为了宣扬麦森瓷器优于其早期藏品的主要来源——日本瓷,以示本国产品创新、足以取代进口之效。依照他的构想,画中第一个场景“要显示萨克森尼和日本正在为两地瓷器孰优孰劣争执不下 司智慧、工艺与发明的女神密涅瓦,优雅慈蔼地将奖赏颁到萨克森尼手中。日本又气又妒,立刻将远道而来的自家瓷器打包装上原船。”事实上只有在此梦幻奇境,奥古斯都二世才会容许瓷器溜出他的掌心。不过这组画的用意,基本上和1619年里斯本陶匠向菲利普二世夸耀其“香客瓶艺术”的心声并无二致:借由仿制原件,西方人已经造出自己的瓷器,可取代一向以来必须仰赖亚洲进口的高价瓷。

个性刚愎、迷恋瓷器不可自拔又拥有无比财富的奥古斯都二世,却走在时代之前,领先认知了科学与工业不可分离的关系。而且更进一步,体认出两者协同运作的背后,必须有政府的强力奥援。他的作为,正是日后波斯特尔斯威特所鼓吹的方针。这位英国作家高度赞美亚洲商品的精良,尤其是孟加拉国麻布、日本漆器和中国瓷器,同时却也悲叹的白银大失血流入亚洲。他认为改进西方商业首要之道,在于“王公贵族的支持惠顾”,也就是说以现金鼓励新发明、新发现。他对各国君主与实业家的“陶瓷建言”,主要基于赫德所收的《中国益智书简》,以及根据他的了解——本国工匠依照殷弘绪的报告已经达成的良好进展:

总的来说,尽管就任何机械或制造工艺而言,其他国家的成就或许优于大不列颠,但我国工匠应该密切注意,不仅徒务仿效,如果可能更努力追求超越。透过这份努力,可以发现他国在哪些方面胜过我国 以及哪些事务值得我国工匠注意。至于进口商品,只要能看到、摸到,并仔细检查,更有可能可以仿效或超越。我们既已在瓷器上取得完美进展,为何不能在其他东方工艺上同样成功呢?

1697到1698年,有份未具名的小册子《再论东印度贸易对英格兰之益处》,提供大致相同的看法:“东印度贸易,在发明上投注人力,或许是想以较少的劳工完成同样的工作 工艺与引擎的发明,或许可以说是出于同样的道理,也就是想要在各行业减少劳力;这些都是出于需求与竞争的结果。”

西方各国统治者纷纷戮力于经济自给,法王路易十四亦不例外,他深信若借用中国的制造技术,可有效提高本国产品与进口货物竞争的能力。因此他留心听取白晋等人的建议——派耶稣会士前往中国将有利于取得制瓷的机密。再者,1700年前后的法国王公贵族圈中,正处于重商主义最盛的高潮,众人都极为挂虑银元角色、商品生产、贸易平衡三事与国家福祉的连动关系。1700年更创设商务咨议会,法国政府首次在经济政策指导上征询商人与制造业者。

撇开官方政策,在这个依然是君主专制的年代,树立榜样以行统治依然是重要手段。1688到1697年的九年战争期间,法兰西几乎把全欧打成停滞状态。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路易十四以身作则,熔毁自己的银制餐器、家具,交给制币厂铸作银币。可惜这个爱国之举未能激起法国精英阶级群起效仿。法王还开始改用瓷头手杖,放弃银制,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这只具有高度意义的遗物,都“小心存在宫中,以供好奇之人观看”。

路易十四在位期间的最后一场大战于1702年爆发,起因是其孙路易继承了西班牙王位,成为菲利普五世。法国王孙入主西班牙,在全欧各地引发警报,正如1580年菲利普二世一人结合了西、葡两国王衔,打破了欧洲各国间的势力平衡。尤其重要的是(正如当时某位政治观察家指出),如今波旁王朝掌握了美洲白银,取得了“取之不尽的资源 以供其征服全世界。”实则不然,这场毁灭性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不但未能为路易赢得西班牙美洲白银的控制权,反而迫使他命令旗下贵族上缴家中银盘以支付军队开销,国库一下子大发利市,赚到千万里弗,当时一里弗合一磅白银。根据大贵族圣西蒙公爵的回忆录所述,太阳王的朝臣从凡尔赛宫冲到巴黎的精品店,急急选购仿制的法恩斯锡釉彩陶替代失去的银制餐器。圣西蒙公爵也是其中一员,因为他向鲁昂订制了一只上菜盘,饰以他的家族徽号。

此时正值奥古斯都二世取得瓷器制作大突破之际,法兰西却在销毁银器,对法国人而言,寻找制瓷秘方一事因此愈发急迫。而且不仅为了想要有自己的瓷器配方,也因为大量销毁银器,反而造成更多白银流向中国以购买瓷器餐具。更有甚者,锡釉陶替代品无法满足一向习于贵金属器物,近年来更习用闪亮白瓷的权贵阶级。某出法国喜剧就描绘一位贵夫人打碎了俗称为荷兰瓷的代夫特陶,宣称自己今后只用中国瓷器。为遏止白银如洪水般涌向亚洲,法国官员一心希望本国人也能“制出和中国一样的瓷器”——1700年政府发给鲁昂一家陶厂的专利书上如此宣示以捍卫法兰西王国的经济体制。

“说起这里制作的瓷器”:景德镇的秘方

“说起这里制作的瓷器”:景德镇的秘方

殷弘绪的景德镇书信,正是怀抱这份企图而写。然而想要探究制瓷机密,首先得先面对一大障碍:也就是欧洲人对陶瓷的认识混乱、众说纷纭。赫德介绍殷弘绪第一封书信时便指出,其实大多数作者对“瓷”所做的说明纯属其“个人大胆想象杜撰”,显然是在影射葡萄牙作者巴尔博扎这类所谓的权威。巴尔博扎指称陶瓷原料是由“鱼肉、蛋壳、蛋白,加上其他材料,磨细而成”。同一时期,也有另一名葡萄牙人告诉某位鄂图曼帝国海军司令,其实瓷是种石头,“就像天青石那样”,非常类似水晶,家族秘藏且父子相传。

16世纪中期,数学家暨星相家卡尔达诺、语言学家兼医生斯卡利杰二人,便曾根据此说,就瓷的性质展开了一场辩论。卡尔达诺主张陶瓷和古代某种类似玻璃材质的器皿相同,“因为瓷肯定也是由某种在地底凝结的液体制成”。斯卡利杰则宣称“蛋壳和贝壳捣成粉末,加水调和,塑成瓶罐。然后在地下埋一百年再挖出来,如此才算大功告成,可以拿出去贩售 最好的瓷器来自中国。”这里的贝壳是指一种脐带贝类,称作 porcelain,英文遂以此为名。

瓷由蚌壳制成、瓷由“长时腐化后的牛粪马便”制成;不论哪一种说法,道明会修士克鲁兹都对之嗤之以鼻。他的《中国志》是继《马可 波罗游记》之后第一本专论中国的著作,他在书中指出,“瓷是一种白色软石,也有一些红色的质地较粗。或者更恰当的说法,瓷是一种硬黏土,经过彻底拍击碾磨之后,浸在缸中 沉淀后留在最上层的就是最好的瓷土。”他的描述可谓相当正确,然而一直到17世纪,其他大学问家依然继续臆测,把瓷和玛瑙、贝壳、龙虾壳、石膏、珠母贝和贵重矿物等连在一起。1617年就有份出版品叫卖一堆错误的观念:

大量灰泥、蛋汁、牡蛎壳,还有海蝗之类昆虫,合在一起仔细搅拌直到完全均匀。然后由一家之长秘密埋入地下,地点只透露给一个儿子知道。一定要经过八十年密不见光之后,再由后代掘出,制成半透明的精美瓶罐,形制和色彩完美,任谁都无法挑剔。

大哲学家培根在他的《新工具》中也发表类似高见,认为天然物质若埋入土中可改变其性质,并特别引用中国人的“瓷土做法,就是为此目的。据说他们把这类物质大量埋在地下,长达四五十年,当作一种人造矿藏传供子孙之用”。英国名家布朗爵士写了部《常见谬误》,特为揭穿鄙俗的传闻谬论,书中投入极多篇幅驳斥培根、巴尔博扎和斯卡利杰几位大学者的谬误:“笔者见到这些 已经被我们推翻 的说法,禁不住大笑不已。”可是六十年后,殷弘绪笔下依然指出,这类臆测仍在欧洲迟迟不去,很多人还是深信,瓷土必须埋在地底多年才能臻于完美。

及至17世纪后期,一如布朗爵士,有识者已就瓷器原料推出合理结论,认为瓷器系由黏土制成;虽然仍有许多人继续坚持认定必是某种稀有材质,类似珍奇宝石、鹦鹉螺、犀牛角和鸵鸟蛋等,总之绝不可能是区区泥土。在殷弘绪书信之前,最详尽的瓷器论述是16世纪林苏荷顿所作的《东印度水路志》,这个荷兰商人所写的中国报道当时受到广泛阅读:

说起这里制作的瓷器,以及每年出口到印度、葡萄牙和新西班牙的瓷器,真是叫人难以置信!其实真正上好的成品,质地之精美任何水晶玻璃都难以企及;纯供本国王公贵族之用,严禁出口,违者死刑。这些瓷器系内陆制作,原料为质地坚硬的黏土,用力捣成粉末后,倒入石槽浸在水中,直到完全浸透。并如搅制奶酪般不时搅拌。沉淀后漂浮在最上层者用以制作上等瓷器,其余依次而下,以此类推。他们又在器上绘图施彩,画出各种人物或造型,干后再送入窑中煅烧。

可惜林苏荷顿平铺直述的介绍,缺了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制瓷配方,欧洲人对它的渴求不下于传说中可化普通金属为黄金的神秘魔法石,而其成分也同样如谜般不可捉摸。尽管欧洲人如此企求破解奥秘, 事实上却只会一味臆测,等于自承对瓷器完全无知。葡萄牙传教士曾德照曾写书介绍中国,也一无例外,在这方面可谓毫无帮助:“本书内容,决无其他作者的神秘论调,举凡材质、形制和工法,尽皆如是。所谓中国瓷的制作时间和工法,与我们的土器毫无二致,唯一的不同,乃在他们制作更用心、更精确而已。”即使到了17世纪90年代后期,有位法国玻璃和陶器专家充其量也只能提出如下看法——瓷“是经过调制的黏土,器表施以白釉”。

除了当时欧洲对瓷缺乏认识之外,殷弘绪的打探任务还面对另一项令人却步的障碍。世界各地的陶匠都严守本行手工艺的机密,意大利人就是其中典型。欧洲第一本重要制陶著作是《陶艺三书》,“谈此行业,也略谈业内所有机密”,作者法皮克巴萨便观察到同行中有“许多人坚守商业机密,未死之前连儿子都不肯吐露。只有知道自己临终在即,才把他们最年长、最能干的儿子叫到面前,连同其他身后事一起交代”。布朗爵士也写道,中国陶匠“对制瓷一事如此保留,向来仅限于父传子”。这种做法当然不乏风险:景德镇魏家大家长就在正要开口传授绝活机密的节骨眼上忽然断气,他家世代是镇上主要的修窑师傅,靠的是某种类似糖蜜的灰泥。

除了陶匠严守秘技密而不宣,殷弘绪还得和中国官吏打交道,后者对外国人抱持高度戒心,不但限制西方商贾的行止,画地限住广州,前往景德镇时也只准夜宿船上。此外,殷弘绪还得学习陶艺技术与材料相关的诸多术语,这些行话如此费解,“连当地人都得问了才懂。”即使有答复也常常不完整,此种情况更是不足为奇。比方他曾探查某种红釉配方的比例,却只能在信中回报主要是由明矾、某种油料以及“童子尿”组成。

尽管如此,靠着“出入窑坊之间,自己用眼睛观察、亲口询问参与工作的基督徒,如此自我学习之后”,殷弘绪还是获得了相当惊人的制瓷知识。很显然,他也赢得了许多非基督徒的帮助,包括店东、瓷商,甚至几位官员,尤其是唐英。他把问来的答复,与古代记事以及浮梁县志进行比对,浮梁在景德镇之北,相距五公里,是县治所在。但官方记载令他大失所望,因为县志只字未提瓷器的起源和历史,反而转述当地一些无稽传闻,比方有头母猪竟然生下小象,连小象牙都长得齐齐整整,虽然“中国境内根本不产大象”。关于猪生象一事,殷弘绪的评断是正确的,但中国不产大象却是错误的。更有甚者,因为可以用钱买到版面,县志内充斥着当地名人的自我吹嘘。因此殷弘绪下了个不失正确的结论——欧洲人如此迫切寻求制瓷知识,中国人本身却毫不在意。

从殷弘绪的观点看来,这问题简直困难重重。他只好推论中国历经了“各种变乱”,关键的制瓷知识已经失传,他也深信知识的流失与制作技能的衰退密切相关。他认为天下瓷都景德镇的黄金年代已逝,如今正在逐渐褪色,尽管当地工匠仍能造出极好的作品。他把退化的根由归因于生产规模扩张太快:窑厂和工人快速增加,质量标准一路滑落,量已然取代了质。过去,他指出,陶人“更在乎的是作品的完美,而不是产品开销”。景德镇旧时窑厂较小,较注重拣选个别成品。他引述旧记载所言,有时整座窑投全力烧制一件单器,价值高达五十九两纹银。他也认为以茅草系住破损匣钵的做法纯为节省用料,过去从未有此考虑。此外,以前会等窑温缓缓冷却之后,方才取器出窑,以免温度骤降导致成品绽裂。可是现在景德镇为了节省燃料以供下一炉继续烧用,窑内还在冒烟就急急取件出窑。殷弘绪结论道,和以往比起来,如今窑主贪利愈甚、工人愈贫、官方需索愈重、原料愈贵,兼以父祖良技失传。简言之,景德镇的发达成功,却促使其产品质量日渐低落。

之前的两个世纪内,景德镇历经快速变迁和扩张,殷弘绪此时的悲观分析自有几分事实,尤其是关于木柴与黏土的成本考虑。不过若说天下第一瓷都正在明显走下坡,以及对他的询问闪烁其词或无法详尽答复,就表示制瓷技术滑落,这个结论下得未免太快。耶稣会士出身的他,或许把吐属清晰、辞清理顺看得太过重要。他的黯然悲叹,其实也是长一辈人的心声,或可说是他们的陈腔滥调;长一辈的陶工和店家,往往认为年轻一代不再讲究过去的高标准,往日好时光已然逝去。再者,殷弘绪误将景德镇发迹史认作瓷器史,殊不知早在这个位于昌江畔的小城发展成制瓷重镇之前,陶瓷早已在中国其他地方制作了许多世纪。

同样偏狭的眼光,也遮蔽了殷弘绪对景德镇繁荣现象的观察。他说:“根据浮梁景德镇的历史记载,过去比现在不知要发达上多少倍。不过这个实在难以想象,因为当时不像今日,有如此大规模的瓷量销往欧洲。”其实不然,早在16世纪葡萄牙人船只抵达中国沿海之前,景德镇和其他制瓷中心就已经外销亚洲各地,收益绝不下于日后的对欧贸易。身为法国人,殷弘绪的关注焦点在于西方来的订单,甚至还居间促成部分交易,却浑然不知景德镇大部分产品是销往他故乡之外的许多地区。而且,这也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总体实况,1735年广东各港报关税收,只有一成来自欧洲商船,而占压倒性的绝大多数。事实上一直到18世纪结束,中国和西方的贸易额才终于达到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水平。

“白色瓷贝”:从马可 波罗到洛可可(1)

“白色瓷贝”:从马可 波罗到洛可可

瓷的起源让殷弘绪备感挫折。他写道,“既无法直陈何人发明,也无法查明因何努力或缘何际会促成这项发明。” 当时欧洲的工匠、炼金术士和科学家,莫不极力追求瓷器秘方,因此殷弘绪自然而然把中国瓷这件事想成“发明”,而非长期、逐步形成的发现。如此假设,还带有另一项困惑因素,也就是西方世界的“瓷”字来源。他指出此字字源同样秘不可解,“因为此名 和中国字毫无渊源,没有任何一个音节可以用中国话发出或写下。”同样问题也困扰着利玛窦,坦承自己“不太了解西方为何把它称作porcelain”。

殷弘绪解释,中国称瓷为tseki(瓷器)。他推论 porcelain 一字可能源自葡萄牙文,虽然他也承认自己这种看法与当代习用的葡语不合:porcellana 是指杯或碗,至于英文所指的chinaware(“中国器”)才是loua (陶瓷器)。后面这种用法始于16世纪初,当时瓷称为loua da India(印度来的陶瓷),打从1499年达伽马大航海绕过非洲远赴印度,回程时将中国瓷器带回里斯本之后,即已如此称呼。

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东南亚的重要港口马六甲之后,便透过那里的中国贸易商替他们订购瓷器及其他商品。葡萄牙船返航驶离印度之际,所载船货通常有三分之一都是瓷器。短短时间之内,里斯本的新商业大街就开了十七家店面贩卖“印度来的陶器”。有位在葡国的意大利人以相当夸张的语气,宣称在当地人眼中瓷器“身价更胜金银”。 1563年梵蒂冈的某次晚宴上,一位葡萄牙教士向教宗碧岳四世推荐中国青花瓷:

在葡萄牙我们有一种餐具,系由黏土制作,高雅洁净远胜银器。我愿意向所有贵人推荐使用,并从此将银器撤下桌面。在葡萄牙我们称这种器皿为porcelain,它来自印度,中国制造。土质极细极精,甚至透明,光洁白皙令水晶和石膏相形失色。蓝花纹饰之美,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仿佛是雪花膏与蓝宝石的合成。

法国诗人斯卡龙以相同热情,颂赞巴黎圣日耳曼店家的主要吸睛商品:

带我到葡萄牙人的店里,

在那里一览珍奇,

中国来的新品。

我们会看到灰色琥珀,

美丽漆具,

高雅瓷器,

来自那宏伟国度

或谓,来自那天堂之境。

殷弘绪前往景德镇寻找瓷的秘密,而瓷在欧洲的名称却非源自中国,反而是欧洲本地,虽然他本人不可能知道其中原委。它的源头甚至比达伽马更早了两个世纪,首先使用这个名称的人也比达伽马更为出名——正是那位由欧洲赴东方的鼎鼎大名的旅者:马可 波罗。

Porcelaine一字,是葡萄牙文porcellane 的方言版。1298年,比萨人鲁斯蒂切罗就是用他那混合了法语和意大利语的家乡话朗格多克语,为威尼斯人马可 波罗笔录其东方探险的经过。两人当时同以战俘身份,囚禁在热那亚狱中。马可 波罗称子安贝壳为porcellani,然后又用同一个字描述他在福建泉州附近见到的某种白色陶器。意大利人一向称子安贝为porcellani,因为他们认为此贝的壳形,正像某种小型猪拱起的背部。而这型小猪正叫作porcellus,简称porco。斯卡利杰显然也知悉此词的背后因由,因为他指称这种“称作porcelain”的贝类,是瓷的主要成分,“遂以此为名”。

子安贝产于斯里兰卡(锡兰)西南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群岛,东亚、印度和非洲等地曾用其为小规模交易货币,中国商代及周初亦以此为主要支付工具,并在墓中大量陪葬。子安贝流通甚久,即使秦始皇建立中国第一个大帝国后下令禁用,亦未见效。及至马可 波罗的年代,这型贝壳货币的流传已经既远且广,甚至深入西藏的高山峡谷,以及婆罗洲的丛林腹地。如此微不足道的小额通货,没有任何政府会觉得值得铸制,可是日常交易使用却极为方便,可谓一枚小小的经济润滑剂,小农社会尤其如此。

亚洲大型商家的国际生意往来,仰赖钱币、锡铅银锭、丝绸布匹作为法定交易通货。一般百姓则使用铜钱或子安贝,兼以米谷。足迹远及各地并为文记载其冒险经历的白图泰指出,一枚阿拉伯金币(dinar,重425克),可在马尔代夫兑换四十万枚子安贝,在孟加拉国购得一名美丽女奴。在他那个时代,一小枚孟加拉银币则可换得10520枚子安贝。一世纪后,根据葡萄牙作家皮雷斯的《东方志》,缅甸人买一只鸡付500个子安贝,爪哇人以铜钱和子安贝为“小钱”,大型采购则用本地的金块。18世纪末期,中国人甚至制作瓷质子安贝外销东南亚,在那里与天然子安贝并置共用。

马可 波罗出发前往中国之前,就已经知道子安贝的存在,因为其本乡威尼斯城的商人从事地中海贸易,在开罗收购子安贝作为压舱货,载到葡萄牙和摩洛哥卖掉。葡萄牙大史家巴洛斯在其《亚洲旬年史》中记载:

“白色瓷贝”:从马可 波罗到洛可可(2)

许多船只(在里斯本)上货,载着这些贝壳压舱,开往孟加拉国和暹罗;那里的人把它们作为通货使用,如同我们平常用铜钱买小东西。有时候,每年甚至有高达二、三十万磅的子安贝(一亿多枚),以压舱货的方式运到这个葡萄牙王国来,然后再出口到几内亚、贝宁王国,还有刚果,同样是当作钱币使用。

葡萄牙船以子安贝壳与西非沿岸进行象牙与奴隶交易。1352年白图泰造访曼沙 苏勒曼治下的西非马里王国,看到“当地居民以子安贝进行买卖”。事实上,全非洲大陆皆是如此,这些贝壳长途跋涉从西非海岸向内陆进发,最后在非洲中部与另一批同样来自马尔代夫的子安贝相遇,后者系透过东非斯瓦希里沿岸的贸易商之手进来。在中国及东南亚群岛,马可 波罗也经常见到这种“白色瓷贝”在市集作为交易之用。最后他会以porcellane 一词称呼中国瓷器,显然是因为中国瓷器温润乳白、光泽熠耀,再加上其易碎易裂的质地,莫不令他想到子安贝吧。

不过,马可 波罗并非第一位将贝壳与瓷器放在一起联想的人,许多文化都看出两者之间的相似。这型海生软体动物具有流线型、凸起的脊纹和斑点的色彩,似乎就明摆着要人以泥塑烧结的方式复制它。公元前1500年到前1000年的日本绳纹文化后期,陶器就是塑成贝壳形;公元前3000到前1000年的青铜器时代克里特米诺斯文明的陶器,也以贝壳,连同海藻、海豚和章鱼触须等作为装饰。古代中国及高棉的陶匠以黏土制作海螺壳,并以海螺花纹装饰陶器,高棉陶匠甚至仿制这种大型贝类可发出巨响的内腔。印度工匠也以黏土复制海螺:他们将之比作莲花,也就是众神的宝座;法螺如号角的声响,则是那位毁灭众界也更新众界的大神湿婆的纶音。而北美西南部普埃布洛的霍皮族宗教仪式上,一只大螺向荒芜的玉米田吹响,掌管阴间与地震的怪物大羽蛇神,便从一只陶制容器中冉冉现身——以玉米芽置于泥碗中作为象征。

尤有甚者,鹦鹉螺内腔与瓷器之间还有一项强力连结:此型头足类动物的螺旋壳内层带有珍珠质,也就是珠母贝的来源,与陶瓷的光泽惊人地类似。中国唐代贵族使用朱砂色鹦鹉螺作为一种豪华酒盏。早在13世纪鹦鹉螺即已流入西方,索价极为高昂,而且一如瓷器嵌以金银为座。16世纪葡萄牙人大量进口这种贝类至欧洲,荷兰人也开始参与,尤其在1605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夺去了东印度群岛安波伊那岛的控制权之后,此处温暖而浅的水域,盛产鹦鹉螺贝。1603年荷兰共和国致赠瓷制餐器给法王亨利四世,以及一套价值不菲的螺贝收藏,都是从葡萄牙克拉克型大商船“圣卡塔琳娜号”掠得的斩获。17世纪荷兰画家苏斯尼尔的《贝类静物》画了一只鹦鹉螺庞然立于其余十几只珍奇贝类之间。画家的一位友人则搜有一批贝壳,价值几达十万盾荷兰货币基尔得,约合今日128000美元。

阿姆斯特丹商人极爱鹦鹉螺,他们的画像常可见手执此螺,并请人作静物画,画中鹦鹉螺与瓷器并陈,例如古德纳特所绘的《蓝山雀万历瓶花图》;卡夫也画过几幅这类作品,包括《大口瓷壶、瓷碟、瓷碗静物图》以及《镀金银足玻璃杯和一盆水果》。一帧佚名的荷兰画作使用卡夫在《中国糖碗、鹦鹉螺杯、玻璃杯、水果静物图》画中的耀目珠光技巧,呈现一只万历瓷碗,上绘道教八仙,旁边则是金色海神雕像高举着一只鹦鹉螺,壳口又转作成一只镀金海兽深洞般的巨颚。黑姆的《满桌丰盈》中,鹦鹉螺的银彩琥珀色调,与一旁龙虾、热带鸟儿的艳红形成抢眼对比。博尔各的《玻璃瓶花》也有西来的海贝与瓷制酒杯。克拉拉皮特斯的《金盏高脚杯和收藏静物图》,画了一只精美娇贵的中国瓷碗,旁边是东亚和加勒比海的各型贝类,如此纷陈并置,凸显出人造器皿与天然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

法国王后凯瑟琳对鹦鹉螺非常着迷。这位来自佛罗伦萨梅迪契家族的女子,为法国生育了三位国王。她的御用窑师贝利希以善于模仿自然事物闻名,尤其是他精心创作的石窟,洞内有黏土烧制的青蛙、蜥蜴和蝾螈。他认为鹦鹉螺对人类创作力构成了极大、或许甚至无法超越的挑战:“一个贝类竟造出这么漂亮的房子,为什么(工匠)不去好好观察,也学着采取类似材料,做出一只美丽的瓶子呢?它的模样远不及人类体面——不过是个没什么形状的动物——却能做出人类无法做到的事。”葡萄牙的佛朗提埃拉大侯爵马斯卡雷尼亚斯,以青花瓷、贝壳和五彩石子,装饰其佛朗提埃拉宫花园石室的墙面。未来的葡萄牙王佩德罗二世,为疯了的阿方索六世兄长摄政期间,曾到这幢坐落于里斯本附近的宫殿赴宴,侯爵特意隆重地打破人造石室内的瓷器,以纪念这项殊荣。

许多著名的欧洲瓷器买家也搜集各式珍奇的贝壳,有些更认为两者都具有神奇特质。当然,更有人坚信瓷的奥秘就在黏土加贝粉的神秘配方之中。热心炼金的托斯卡尼大公弗朗切斯科 梅迪契,也热心收藏中国瓷器,他拥有一只宏伟的双鹦鹉螺杯,银座镶嵌,上刻中国式的花草动物图案。奥古斯都二世则将他的亚洲贝类收藏挂在白银仿制的松枝上,连同他的中国瓷器一起展示。麦森瓷厂最出名的一组天鹅系列,全套三千件,是奥古斯都三世麾下一位萨克森尼重臣布鲁尔伯爵订制,贝壳形的设计均参考王家收藏:盖碗有美人鱼形的把手,调味瓶是可爱小天使跨骑天鹅,餐具上饰有各式相关图像:蜗牛、海豚、海上女神加勒蒂亚、爱神维纳斯自海浪中升起、海神挥舞着他的三叉鱼戟等。

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卡波迪蒙特和英国普勒茅斯两地的陶厂,也以贝类造型装饰他们生产的各式盘碟瓶罐,器皿口缘常呈扇贝形,或绘以羽状图案来表示贝壳的形状。法王路易十三承继亨利四世的贝类收藏,继续添购。全欧最大的贝类藏品则属法王路易十五,闻名的法国塞弗尔瓷厂便于他在位期间展开运作,他也提供自己某些贝类收藏作为设计参考。沙皇彼得大帝首开俄罗斯王室向西欧采购瓷器之风,同时也在荷兰购买贝壳;丹麦和瑞典的君主同样不遑多让。王公贵族之外,平民士绅包括业余科学家、有识的实业家如玮致伍德,也热衷搜集贝壳,玮致伍德的伊特鲁里亚厂知名的贝壳造型甜点餐具,便命名为“鹦鹉螺系列”。(见图七)

18世纪初期制作的瓷器组,如玮致伍德的“鹦鹉螺系列”,往往迎合洛可可的风格时尚(洛可可此词可能源自法文rocaille,意指“贝壳纹饰”),强调优雅迷人的视觉效果,纹饰精巧、曲线盘缠,讲究非对称的起伏,以及穴窟、植物和贝类特有的蛇形线条。麦森制作出一座璀璨的瓷钟:钟面上方是维纳斯小像斜坐于镀金贝壳造型的装饰,下方则是多帧时髦男女置身于中国情调背景的小图。事实上,洛可可的流行,瓷器的确功不可没,尤其在装饰艺术方面。各式器皿上的中国风图案,重点强调自然界的造像与情境,如曲纹形饰的母题。种种迹象显示,西方人默默赞同中国人的看法:贝类,无论是鹦鹉螺或子安贝,的确与瓷有一层特殊关联。(见图八)

当然,帝王级的堂堂鹦鹉螺与普罗百姓的小小子安贝,两者天差地远不在话下;一个搭头等舱,一个却挤在最低贱的大统舱。不过马可 波罗却用同一个词语porcellane bianche,来指称中国瓷与这种贝类,足证两种材质之间长久的联系。除了其中“小仔猪”的意涵不大体面之外,porcelain 可说是个相当理想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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